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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伤痕文学方面论文范文参考文献,与路遥与《人生》(纪实文学)相关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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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彷徨中初获成功
1977年之后,中国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最先感受到这种巨变的,当然是神经最敏感的作家.文学的潮头,是“伤痕文学”的涌现.
《人民文学》1977年11期发表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引起了中国文坛和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响.这是一篇具有深刻的历史感,充满了强烈的启蒙精神的小说.它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所造成的“精神内伤”,小说发出的是“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强烈呼声.
对“文革”苦难的揭露真正成为一种潮流,是以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发表在《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为标志的.这篇小说以悲剧的艺术力量,震动了文坛,作品中对人性、人道主义的描写,突破了长期以来关于文艺的清规戒律,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而讨论最终得出的肯定性结论,又使这篇小说成为我国文学界在政治上彻底否定“文革”的先声.到了这时,人们才真正理解到,他们确实经历了一场人为的灾难,他们以往忍受的一切是应该而且可以否定和唾弃的.于是他们压抑许久的愤懑立时喷涌而出,当这种愤懑大量地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便形成了新时期第一个文学思潮：“伤痕文学”.
“伤痕文学”思潮涌动之后,紧接着,是“反思”文学的潮流.这个时期的大多数作品,都是侧重于暴露和控诉十年“文革”给国家和个人以及家庭所造成的悲剧.
路遥没有盲目追赶当时的文学潮流,一是这样的创作思路并不对应路遥的题材优势和心理体验；二是路遥更多地在思考文学的价值和生命力.他当时在与文学同道讨论文学话题时,表现出对俄罗斯文学的喜爱和倾慕,这是之前阅读外国文学经典著作时,偏重于俄罗斯文学的缘故.他喜欢托尔斯泰的宏大,也喜欢艾特玛托夫忧伤的抒情.
同时,在陕西省作协,或者说在陕西文学界,有一位独特的作家——李小巴,对路遥的创作影响很大.李小巴和许多作家的不同是因为,他既是作家,同时还是潜心研究中外文学作品和小说理论的学者.这种兼顾创作与理论的特殊身份,注定了李小巴的大脑里储存着不少别样的见解.从1976年路遥大学毕业到《延河》工作,一直到1985年,将近15年时间,路遥几乎隔一两天就要到李小巴家里来,在李小巴的小书斋交谈.他们很少闲聊天,谈的话题几乎全与文学相关.路遥每每有创作冲动,或是小说的最初构思,都要找到李小巴,对他讲一遍.李小巴给予路遥的启发和指教,让路遥获益匪浅.李小巴则逐渐发现,路遥不仅有着出众的聪明和机智,而且有着陕北人特有的智慧寓于稚拙的幽默感.路遥讲述的一些艺术细节,时常逗得李小巴发笑.
这段时间,路遥一边在编辑部从事日常的编辑工作,一边审视着文坛的动向,思考中,在业余时间创作了10篇左右的短篇小说.写作的顺序已不得而知,只能知道陆续在全国期刊上发表的顺序是：
《不会作诗的人》（《延河》1978年1期）；
《在新生活面前》（《甘肃文艺》1979年1期）；
《夏》（《延河》1979年10期）；
《匆匆过客》（《山花》1980年4期）；
《青松与小花》（《雨花》1980年9期）；
《卖猪》（《鸭绿江》1980年9期）；
《姐姐》（《延河》1981年1期）；
《月下》（《上海文学》1981年6期）；
《风雪腊梅》（《鸭绿江》1981年9期）等等.
对于一般的作者而言,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能发表10个左右的短篇,是可以得到些安慰的,但是对于路遥来说,这些短篇大多发表在省一级刊物上,而且都没有引起文坛注意,更谈不上有轰动效应,这与路遥的期望值相差甚远.要知道,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是中国文学最引人注目的年代,一篇短篇小说,就可能产生轰动效应,作家不仅能得到评论界关注,而且常常一夜成名,而这恰恰是路遥所期待的.
这时期,陕西作家莫伸在《人民文学》（1978年1期）发表的短篇小说《窗口》,获得了中国作家协会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贾平凹发表在《上海文学》（1978年3期）的短篇小说《满月儿》,也获得了中国作家协会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朋友们的这些成绩,无疑对路遥构成了巨大的压力.但是,路遥并没有表现出焦躁情绪,他依然认真地工作,到了夜晚,依然独坐于一盏孤灯下,烟雾缭绕中,熬夜读书、思考.他要积极寻找自己创作的突破口.
1978年冬天,路遥躲在《延河》编辑部后院一间小屋里,闭门谢客,一周之后,一篇极具挑战精神的中篇小说诞生了.
路遥将这篇小说——两本八开大稿纸的手稿,先拿给诗人、《延河》编辑晓雷看.小说标题处是空白,只有一句扉语：金盆打了分量在.晓雷一口气读完那部作品的初稿.
只觉得脊背上冷汗津津,心里边波涛汹涌.这是用否定的态度,正面描写文化大革命的残酷与丑陋的小说,那时,我的心理还停留在一种旧有的理论定势中,恪守着一种所谓的发展和贡献的论断,忽然看见一部讨伐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檄文,不能不感到震惊.当路遥征询小说的题目时,我们俩你一言我一语地商讨,最后觉得《牺牲》一题最为恰当,既是点名主人公在两派的斗争中牺牲了肉体,又暗示主人公和两派群众组织都做了一次无谓斗争的牺牲品.（晓雷《颓败的瓦屋》）
之后,路遥又将作品拿给作家李小巴和《延河》编辑部主任董得理审读,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李小巴和董得理都肯定了这部作品,这个中篇小说既不属于“伤痕文学”,也不属于“反思文学”,与当时的潮流不甚合拍.尽管内容是以描写“文革”中两派武斗为背景的小说,但作者的着眼点是在塑造县委书记马延雄这个人物.在两派群众组织即将爆发大规模武斗的危机关头,是他不畏艰险,挺身而出,企图阻止一场无谓的伤亡事件的发生.这部反映“文革”生活的作品,主题和角度,都不同于当时文坛上弥漫的那种控诉、抱怨情绪.路遥独辟蹊径,赞颂了在那个严酷的政治环境下,怀着对人民群众无比的热爱,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保护群众的英雄人物.作为曾经参与过“文化大革命”,参与过武斗和动乱的人,路遥自己其实也是一个“文革”的受害者.在“文革”中,他有过对于一些老干部的错误批斗,伤害过他们的情感和肉体.为此,多年来,路遥心里一直埋藏着一种负罪感,一种真诚的内疚与忏悔.现在,他以文学的形式,在这篇小说中将这种情绪释放了出来.
李小巴和董得理都肯定了小说艺术视角和表现形式的独特新颖,同时针对叙述语言的粗疏提了中肯的意见.
这篇六万字的中篇小说,后来以《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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