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类文学方面论文,关于“垃圾”、“烂苹果”或“精神之脸”相关论文范文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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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前,有记者采访施蛰存先生,谈了许多三四十年代文坛往事――这似乎是那些年许多人拜见施先生时的“规定”内容.在普遍的怀旧风气中,三四十年代俨然成了中国文学的流金岁月,硕果仅存的施先生不免成了一座金矿,接受一次又一次开采.

但这位记者有点特别,临了,突然问施老先生看不看时下一些作家比如苏童的作品（肯定只是随便举例）,没想到老先生倒是“经常翻翻”的；又问他意见如何,更没想到老先生竟然很不屑地说：“基本上都是垃圾.”

采访录就登在《文艺理论研究》杂志上,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有兴趣的读者一查便知,绝非我的谣言.

但不知采访是到此结束了呢,还是因为在当时的空气里――“新时期文学”尽管盛极而衰,“后新时期文学”却大有转衰而盛之势――记者觉得“垃圾说”只是老先生一时口误,不必当真,所以那篇记录稿就停在一堆“垃圾”上面,戛然而止了.

没想到过了不到十年罢,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在德国接受德国人的采访时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某些部分是垃圾,消息（大概没有几个德国人知道）竟然很快传到中国,而且引起了轩然大波.施蛰存先生和顾彬教授大同小异的“垃圾说”,一前一后,命运居然如此不同!

这令我很自然地想起鲁迅先生的杂文《打听印象》.鲁迅发现“五四”以后,中国人特别喜欢向外国名人打听他们对中国的印象.若回答令中国人满意就欢迎；若回答出乎打听者的意料之外,就要被攻击.但外国名人的意见终究是外国人的意见,无论如何总要重视,至于我们自己,则“发表意见的固然也有,但常见的是无拳无勇,未曾‘杀死十万条人命’,倒是自称‘小百姓’的人,所以那意见也无人‘尊重’”.

施先生肯定没有“杀死十万条生命”,却也并非一般“小百姓”,否则哪会有那么多人跑去采访他.施先生的“垃圾说”未获“尊重”,也并不全因为他不是外国人.采访施先生的人里头就很有几个和顾彬教授一样头脸光鲜的外国人或华裔汉学家如李欧梵教授等.施先生的“垃圾说”未获“尊重”,主要因为时机未到.他老先生太有先见之明了,而先见（也就是先知吧）往往是寂寞的.

这里所谓“时机”,是指着中国文学的广大读者说的.顾彬教授在德国批评中国当代文学时,正巧中国读者心中也积累了许多不平之气,教授的言论不过一枚火柴头,点燃了一大堆等候已久的干柴.这回虽然也有不少人对顾彬提出了反批评,并为中国当代文学进行辩护,不过已经点燃的干柴一时还难以扑灭.事实上,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不满才是这一次“垃圾事件”的关键,我以为也是迄今为止中国文学界真正应该认真对待的问题.

中国文学界发现自己竟然那么不受读者欢迎,近百年以来,“五四”算一次,现在大概是第二次了.会不会引起“文学革命”之类的事情呢?

但很可惜,读者的不满暂时还没有形成系统理论,往往被一些并不高明的同样不满中国文学的论者给说歪了.一旦说歪,不仅容易被别人抓住把柄,倒打一耙,自己也像一个好不容易吹足气的皮球,不小心被戳破,顿时泄气.结果是：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什么不满了.所以不管顾彬教授的“垃圾说”究竟如何,单单因为国内读者的热烈反应,这回也得把话说清楚.

鲁迅那篇《打听印象》还设想过这样一种场面：“假如有这么一个外国人,遇见有人问他印象时,他先反问道：‘你先生对于自己中国的印象怎么样?’那可真是一篇难以下笔的文章.”无论谁,在这样的时候要想谈谈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印象,套用鲁迅的话说,“那可真是一篇难以下笔的文章”!

但何谓“中国当代文学”?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所著《中国当代文学史》认为,那是4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一体化从最后实现到逐渐解体的过程.洪先生没有明说这个过程的起讫,其实起点定在1942还是1949都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它的下限.有人说是70年代末.果如此,则“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就是通常所说的“50年代―70年代中国文学”（也就是“社会主义文学”）.对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学,70年代末以来一度评价极低,尽管没有被斥为“垃圾”,也与“垃圾”不远了.

但近期也有不少人开始反过来,对这段文学史评价越来越高.清华大学旷新年教授在他的著作《写在当代文学边上》中就认为,这一阶段中国文学在几千年中国文学史上最为壮丽,因为几千年中国文学从来没有表现过《红灯记》那样超越血缘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至爱至情.单从这一点讲,“中国当代文学”也是一个崭新的实践,而这以后的文学已经没有资格再叫“当代文学”了.在旷教授看来,应该斥为“垃圾”的不是“50年代―70年代中国文学”,而是背叛了“50年代―70年代中国文学”的基本精神（真正意义上的“当代文学”）的这以后的文学.

但旷教授的观点目前恐怕还仅仅属于极少数人的奇思异想.尤其对于7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在国际学术界,大多数人的评价总是积极的.不过有些说法也在暗暗改变着.比如1985年前后,许多人真诚地认为“新时期文学”赶上乃至超过了“五四”至40年代的现代文学.这一乐观的估计本来可以展开讨论,但谁也没有想到,“新时期文学”的寿命那么短,一下子就跳到了谢冕、陈晓明、张颐武等人共同命名的“后新时期”,而人们在“后新时期”又被各种新的问题吸引或折磨着,回头讨论“新时期文学”的兴致顿时就没有了.

但“新时期文学”并没有因此知趣地进入历史博物馆.“新时期文学”的许多问题并未结束,而是以潜在的方式偷偷进入“后新时期”.在“后新时期”,很快就出现了一大批仍然眷恋新时期的新时期型的作家与批评家,他们与“90年代文学”的并存乃至“断裂”的关系,至今仍然是中国文学一种有趣的内在紧张.

但在“后新时期”,占据中国文学主导地位的并非90年代以后出现的一些文学思潮,一些新的作家批评家,而是那些被宣布已经过时的“新时期作家”,以及一大批在新时期尾声崛起的“先锋派作家”.他们不仅没有被“90年代文学”淹没,相反正是在一片混乱的90年代俨然成了经典和大师.与此同时,逃离和反抗这些经典与大师的“90年代文学”似乎也在韩东、朱文等人的“断裂”的呐喊声中很快耗尽元阳.“90年代”以后走上文坛的作家大多不能葆有旺盛的创作力和稳定的职业意识,昙花一现就纷纷改行,或者完全从文坛消失.这就导致另一种结果：“9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按年龄换代的节奏越来越快,由此产生了许多打着文学旗号实际却与文学无关的闹剧,换句话说,也就生产了大量的垃圾文学.

但也并非只有闹剧.在几乎不讲道理的争吵和对抗中,逐渐产生了一些不成文的道理.首先是进入90年代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关于“新时期文学”的评价问题重新提了出来.但这一次,“新时期文学”不再是已经完成历史使命的陈迹,而是依然活跃并俨然成为经典和大师（至少也是暂时执中国文坛牛耳）的具体的一辈人需要接受后来者的审视.在这过程中,1994年前后“人文精神讨论”对“新时期文学”来说算是帮了一记倒忙.那本来是“新时期”出身的一辈人对“后新时期”的精神讨伐,没曾想倾巢出动,正好给批评者提供了很好的靶子.“新时期文学”的佼佼者们在“人文精神讨论”中所秉持的究竟是怎样一种人文精神,这以后,他们如何在本来被他们讨伐和唾弃的90年代至今的物质主义的现实中变得越来越现实,就再也无法回避了.某种程度上,这种非常现实、很不高雅的内心的查验,学术价值或许要远远高于对这一代人脱胎于“文革”的精神谱系的学究式追讨,也远远高于对所谓80年代文学的“文学性神话”的过分学术腔的反思.

但到目前为止,我还真的没有看到这一代人中间有谁挺身而出,认真地反省,相反倒是守土有责,寸土必争,拼命护着既得利益,毫无必要地珍惜着那岌岌可危的昔日的光环.他们这一代人将来的危机也许并不在90年代文学新人“不怀好意”的攻击,恰恰在于有太多的类似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所收集的日益腐朽的自我赞美.长此以往,恐怕也要和垃圾不远了,尽管加了好看的全金属外壳.

但就算这一代人全被打倒――目前打倒他们的力量还极其弱小――由他们这一代人和他们的上一代合力造成的“新时期文学”,仍然值得纪念.人们不会忘记,大学生卢新华幼稚的小说《伤痕》怎样引起了全社会的真诚的争论；人们不会忘记,以王蒙等为代表的“右派”作家,以艾青、曾卓、高晓声等为代表的年龄更大的一批“归来者”,在被政治权威事先规定好了的仓促的历史反思中怎样艰难地澄清着“反思文学”真实的历史语境,最后把他们自己也编织进去了；人们不会忘记,巴金老人怎样以暮年之衰执著地建筑他心目中的“‘文革’纪念馆”；人们不会忘记,英年早逝的路遥怎样以他的诚实与灵性,富于才气地书写中国青年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永恒的惆怅；人们不会忘记,张承志、史铁生、王安忆、韩少功、陈村、钟阿城等一大批知青返回城市以后,给刚刚复苏的中国心灵带来了怎样清新而坚定的生命气息；人们更不会忘记,正是这一批知青作家,加上和他们年龄相仿的从乡村进入城市的贾平凹、张炜、莫言等,怎样努力突破自身局限,写出一大批也许并不妥当地被称为“寻根文学”的作品；人们更不会忘记在他们身后,徐星、刘索拉、李晓的“横空出世”的现代情绪（李泽厚语）和稍后调侃所有的王朔所掀起的批判浪潮,以及马原、余华、苏童、孙甘露、格非、洪峰、刁斗、李洱、北村、刘震云等并非全部出生于“60年代”的后起之秀发动的一场更加彻底的文学形式和文学姿态的“哗变”（李庆西语）,人们当然也不会忘记天才的贾平凹用变态的眼睛审视世纪末中国文人生态与心态的《废都》.很难想象,没有这样一部“新时期文学”,“90年代文学”如何产生?如果这样一部“新时期文学”全部扫入“垃圾”堆,评判者究竟站在怎样一个历史和美学的高度?谁赋予了他这样的高度?这样的高度和中国文学的距离他尺量过没有?

但顾彬教授谈论的“当代文学”,不是洪子诚先生界定的“当代文学”,不是旷新年教授想象中的“50年代―70年代”辉煌的“中国当代文学”解体之后出现的“道德败坏”的“新时期文学”,不是“新时期文学”不了了之以后出现的道德更加败坏的“90年代文学”,甚至也不是某些性急的朋友已经加以命名的“新世纪文学”,而是顾彬教授（恕我随便猜想罢）用他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鲁迅的眼睛,对最近中国文坛的某些事件、某些也许不必认真对待的历史的瞬间、某些他所能接触到的在海外确实闹腾得可以的中国文学新星的迅速的一瞥.

他后来纠正,“垃圾说”并不像某些中国媒体所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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