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方面有关论文范例,与中国社会学会DOC相关论文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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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规定各州省的纳税数额,而州省也照此办理,规定其下属的纳税数额.在这种情形下,"官吏从其所辖区内所得的收入被看作他的俸禄,事实上与其私人收入并无区别."因此,官吏的一项永恒的努力便是试图减少自己辖区应该向上缴纳的捐税数额.事实上,韦伯注意到,"州省中的某些特定地区'有纳税义务',而其他地区则'免税'".因此,官吏便想方设法,以行贿,拖延或其他方式减少应交的捐税.结果是,"光地租一项,专家估计,官方宣称的税收与实际的税收,二者间的比率是1:4".
这样,韦伯指出,中国的地租并没有象英国那样转变成"固定的土地租税".它在本质上"大致相当于西方封建义务在自然经济形式下的固定化".这种财政制度使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徒有其表.各州的"分离主义",尤其是财政上的分离主义使中央统辖的理性化以及统一的经济政策无法实现.
由于未能建立统一的公共财政制度,统一的官僚制度便因缺乏必要的财源而无法建立.这样,最直接的后果是,国家无法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特别是无法保障个人的产权,这在农村尤其突出.
韦伯关于传统中国农村政权的讨论颇有特点.他反复强调,中国国家权力从未有效达致县以下地区.中国的农村基本上是一个自治的实体.由于帝国无法提供"警察"服务,农村的氏族与"神庙"便成为提供警察与司法的主要机构.但问题是,这些自治机构往往无力完成提供公共产品的任务.一方面,与外界的争斗经常威胁着个别农民,另一方面,"尤为严重的是,氏族的势力与村庙的管辖往往无法充分发挥保护财产,特别是保护重要财产的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兢兢业业的'(被人称为'老实的')农民,经常受到'光棍(地痞流氓)等专横的摆布".这样,韦伯注意到,"由于缺乏国家强制保障产权","中国的农民是在光棍所组织的无产村民的控制之下".
如果我们将韦伯关于中国政治的讨论加以归纳,就会发现,韦伯对传统中国政治的基本评价是:一方面,中央集权官僚制的能力有限,无法渗透并动员整个社会,另一方面,中央集权政府的权力又强大到一定程度,足以阻止任何自主社会力量兴起.
韦伯隐含的结论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假如中国的中央权力不那么全面,无所不在,假如地方官吏事实上的分离主义或分权能够由某种契约或法律加以固定,那么,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便存在的资本主义完全可能发现某种类似于西方城市的载体,取得较大的发展.另一方面,假如中国中央集权的全面性,专断性,随意性不变,但同时能够发展出有效率的,能够控制并渗透社会的官僚制度,那么,中国的发展就会走向全然不同的路径.
后一条路径会导致何种结果韦伯没有展开论证.不过,他关于王安石改革的讨论似乎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的逻辑.韦伯对王安石改革十分重视,认为这场改革是中国历史上致力于建立理性化官僚制度的重要努力.改革的实质是建立理性化的公共财政制度,从而建立一支"庞大的,有纪律的,训练有素的,直接由皇帝支配的国家军队".韦伯称改革的性质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如果改革得以成功,中国便会成为强国家权力与强国家能力相对应的国家.韦伯似乎隐含着这样的观点,这种强国家权力,强国家能力的制度虽然不同于西方所发展出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但在促进理性化现代经济发展方面,毕竟比传统中国式的制度更为有效.
六、中国家产制形成与延续的原因
为什么传统中国会产生并维持这种独特的政治支配方式韦伯在不同的场合试图对此作出分析.诚然,韦伯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个决定论者.他并不认为中国的家产制有某种必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根源.不过,他也认为,中国家产制支配的形成及延续确实有某些特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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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样,韦伯注意到中国农业是一种灌溉农业,这样,治水的需要就可能促进一种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韦伯甚至相当肯定地说,"家产官僚制最初起源于对初潮的治理与运河的开凿,也就是说,起源于建筑工程."韦伯认为,治水农业的存在是东方与西方最重要的区别之一,是东方国家出现官僚阶级的重要原因.他写道:
在埃及,西亚,印度和中国的文化演进中,灌溉是具有关键性的问题.治水问题决定了官僚阶级的存在,依附阶级的强制性劳役以及从属阶级对帝王的官僚集团的职能的依附.帝王的权力也通过军事垄断权形式来表达的方法正是亚洲军事组织和西方军事组织分歧的基础.在前一场合下,皇家的文官和军官自始至终都是中心人物,而在西方,这两者原来都是不存在的.
不过,韦伯对治水的强调远未达到当代学者魏特夫的程度,后者试图在灌溉农业与东方专制主义之间建立一种直线联系.韦伯不是一个决定论者,更遑论经济决定论者.
除治水外,韦伯认为传统中国的土地制度也有利于家产制的长期维持.中国很早便不存在庄园制.由于缺乏庄园制度,中国没有欧洲封建制下那种地方贵族群体.这样,中国的家产制才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与土地制度相联系,传统中国的军事制度与西方军事制度不同,这种不同也有相当程度的制度意义.韦伯多次提及,西方军队制度从罗马时代起,便是由自我装备的士兵组成的.这意味着,世俗统治者依赖士兵的善意.西方军队在传统上相当于自我装备的士兵的联合体.这种军事制度对封建制度的兴起以及城市的出现与发展都有重要意义.与西方相对比,中国军队基本是一支职业军队,士兵来源于招募,士兵的武器装备由统治者提供.这样的军队只能是统治者的工具,而不可能起到任何制约统治者的作用.
这种形式的军事制度与土地制度有一定联系.韦伯在《世界经济通史》中写道:
在中国,封建制度早在纪元前三世纪就已经废除,土地私有制随即奠定.秦始皇(秦朝的第一个皇帝)把他的权力建筑在和封建军队不同的世袭军队上,这种军队由依附阶级所纳的赋税来供养.等从那时起,中国的财政政策有过无数次的变革.它摇摆于收税国家和"经理制国家"这两个极端之间,也就是说,一个极端是用税收支付它所军队和官吏的薪俸而把人民视为税源,另一个极端则是利用人民为徭役的来源,使某些特定阶级负责征实,以供国家的需要.
传统中国社会的长期和平也有助于家产制的维持.和平的环境并不必然产生家产制.但是,一旦家产制产生之后,长期和平的环境可能会消除改革的动力.韦伯认为,欧洲近代许多制度创新与"缺乏一个和平化的统一帝国"有关.中国在战国时期,"政治权力的竞争迫使诸侯使国家的经济与经济政策理性化."但是,"存在于各战国诸侯相争时期的合理化驱动力,在帝国之后就不复存在."不过,韦伯对战争在现代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中作用的强调远未达到桑巴特的程度.韦伯曾专门批评桑巴特的观点,认为应该把战争的作用"降到应有的地位",既承认战争对内部变革与理性化的催化作用,又不把这种作用上升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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