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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方面有关论文范例,与中国社会学会DOC相关论文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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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最后,我们也不应忘记提及儒家传统对于维系家产制统治的重要意义.韦伯没有明确建立过儒家伦理与家产制度之间的因果联系.但是,韦伯曾刻意强调儒家传统主义对于维持家产制支配的重要意义.韦伯关于儒家学说的分析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这里无法展开讨论.这里只想强调一点,即儒家传统主义的问题.韦伯认为,由于儒家学说中缺乏超越价值,传统即具有了神圣性.中国历史上曾有许多改革家产制政治的尝试,譬如王安石变法.但终因传统主义之强大而告失败.

七,评价

韦伯关于中国制度以及文化的讨论是颇有争议的.争议的渊源首先恐怕与韦伯本人研究中国问题的初衷不无关系.韦伯对中国的研究构成他比较宗教与社会政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比较研究的动机并不是对中国宗教与社会政治作出全面分析,而是为了突显西方文明的特殊性.韦伯本人曾在《宗教社会学文选》的导论中明确表达过他研究中国与印度的动机是:"试图对几种最重要的宗教与经济生活的关系,以及与它们各自所处的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进行彻底的探究,从而找出与西方的发展进行比较的要点."

因此,这些研究论文并不想自诩对各种文化作了面面俱到的分析,甚至不是粗线条的全面分析.相反,在每一种文化中,我们的研究论文都着意强调该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那些因素.因而,这些论文被限定于只关心那些从这一观点来看对理解西方文化似乎颇具重要性的问题.

争议的第二个原因涉及韦伯所用资料的的可靠性.韦伯本人深知他对非西方文化与制度的分析会有许多资料事实方面的缺失.他承认自己不是专门的汉学家,印度学家,闪米特学家或埃及学家,在资料的鉴别与运用方面无法与专家相比.他写道:

显而易见,假如一个人被迫只能依赖翻译文献,并且必须利用和估价各种碑铭,文献或着作,那么他就不得不使自己依赖一部常常引起纷争的专着,却又无法对这部专着的优劣作出准确无误的判断.这样一位着者必须对他的着作采取谦逊的态度,况且目前能够到手的第一手资料(即碑铭和文献)的译文,与现存的,重要的资料相比还少得可怜,用于研究中国的资料更是奇缺,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就更应该谦逊地估量自己着作的价值了.上述这些原因使得我们的研究无疑具有一种暂时的性质,那些论述亚洲的部分更是如此.

如果说韦伯在几十年前便认识到自己对亚洲文化与社会的分析可能有资料方面的缺憾的话,那么,在历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今天,我们可以毫不困难地指出韦伯中国研究中许多细节的或并非细节的错误.譬如,韦伯在讨论儒家文化的经济伦理与政治伦理时,对新儒学的发展,特别是在形而上学及超越价值方面的发展几乎一无所知.又如,韦伯关于传统中国法律缺乏形式正义的分析也招致不少批评.此外,韦伯关于中国绅士阶层的分析,城市的分析都有不少可以商榷之处.可以说,韦伯关于中国的所有具体论断,人们都可以或多或少找出一些相反的例证.更为重要的是,韦伯对中国的分析几乎是一种静态的分析,似乎中国几千年在制度文化方面没有发生任何变迁.而事实上,人们很容易指出,汉唐的政治制度与明清的制度便有很多不同,有些不同是相当重要的.

然则,韦伯中国研究的价值不能完全根据今天所看到的历史细节来评价.韦伯本人曾提及,他对细节的准确性不报过多奢望.作为一种比较研究,"越俎代庖,侵入其它专门领域是不可避免的,不管这样做会招致多么大的非议."他所希望的仅仅是,各种文化的专家们"在核心论点上找不出根本性错误".

应该说,即使以今天的资料来评价,韦伯许多分析仍然站得住脚,这一点不能不令人吃惊.C.K.Yang在韦伯《儒教与道教》英译本的导言中曾根据汉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对韦伯关于中国的分析进行过评价.他指出,"尽管受到资料的限制,韦伯处处展示出令人诧异的对事实的洞见."Yang以韦伯关于中国文化缺乏原罪感这一论断为例,对韦伯的深邃作出由衷的赞叹:"只有具有极端敏锐的想象力与感受力的头脑才可能作出这样的观察,特别是对一个从未踏入过中国土地的人更需如此."

更为重要的是,韦伯关于中国的研究的贡献不能完全根据其资料的准确性加以判断,甚至主要不能依据资料的准确性加以判断.韦伯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分析问题的视角与理论框架.这些视角以及理论框架为我们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制度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可以作为我们研究的一个起点.即以本文所关注的传统中国政治制度这一主题而论,韦伯的分析至少使我们有一个新的角度.我以为,这个新的角度至少包含几方面的内涵:1)传统中国的国家在理论上具有无所不包的权力.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作君作师,有权随意处置任何个人与团体.在这个意义上,皇帝的权力是专断的,专制的,不受法律与制度制约的.这种制度无法为经济发展提供可以预期的,稳定的规则.2)与国家权力的无所不包以及专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国家渗透以及控制整个社会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由于长期缺乏统一有效的公共财政制度,统一而有效的公共权威便难以形成,这种情形由于官僚制度之缺乏理性化而加剧.这种软弱,缺乏统一性的公共权威无法提供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统一而有效的公共产品.

中国学者对韦伯中国研究成果的任务是双重性的.一方面,我们当然必须依据历史研究的成果匡正韦伯学说中的谬误.这一任务尽管十分艰巨,但相对而言是较容易完成的.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批判地吸收并发展韦伯中国研究的分析框架与视角.历史研究不可能是某种理论模式的推演,但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一旦我们涉足历史的研究,就必然会涉及某种理论框架与视角.首先,对资料的取舍本身会受到某种理论框架的影响,其次,对历史现象的解释离不开某种理论框架的导引.现代西方历史研究受到社会理论的巨大影响.韦伯作为社会学的创始人,且专门写过中国问题的着作,对他的学说恐怕不可忽视.

有的西方学者将韦伯关于中国的理论喻为一个"迷宫".迷宫的创造者堪称本世纪最伟大的社会想象大师.据说,在迷宫的中心,躲藏着韦伯学说中真正有价值的理论.韦伯关于中国政治制度的分析不知是否属于那些藏在迷宫中心的闪光的理论

关于帕森斯的解释及其在中国研究中的影响,参见StephenMolloy,"MaxWeberandthereligionsofChina:anywayoutofthemaze"BritishJournalofSociology,Vol31,No.3(Sept.1980),p.381.

BryanS.Turner,MaxWeber:fromHistorytoModernity,London:Routledge,1992,p.25.

LinYu-sheng,TheCrisisofChineseConsciousness,theUniversityofWisconsinPress,1979,pp.26-7.

为什么要写韦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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