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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学相关论文范例,与事实选择:民族音乐学分化后的学科建设实践相关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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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senne）用数学规范音乐的企图得到赫尔姆霍尔茨（Helmholtz,1821～1894）发明实验测音仪器的支持（P.9）,受普理查德（Prichard）民族学派研究方法的影响,依然是“摇椅式”研究的卡尔·恩格尔（CarlEngel）用比较的方法建立了“民族音乐”理论,而英国语言学家A.J.埃利斯（AlexanderJohnEllis,1814～1890）则在其基础上建立比较音乐学学派,使埃利斯成为“比较音乐学”的创始人.1885年埃利斯《论各民族的音阶》提出的“音分法”和1877年爱迪生留声机的发明推进了音乐的实验室研究,以施通普夫（CarlStumpf,1848～1936）和霍恩博斯特尔（ErichMoritzvonHornbostel,1877～1935）为代表人物的“柏林学派”成了比较音乐学的大本营.至此,我们厘清作为音乐人类学前身的比较音乐学的产生及其与人类学民族学（派）的历史渊源.又如第十章“象征主义与音乐符号学”讲述“象征”（Symbol）理论来源,不是空降术语,而是从涂尔干（EmileDurkheim,1912）群体研究和象征表达,弗洛伊德（SigmundFreud,1950）精神现象的象征表现研究,马林诺夫斯基语言象征研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eviStrauss,1963）文化象征体系研究,克利福德·格尔茨把文化活动作为象征符号研究,维克多·特纳（VictorTurner）仪式的结构象征研究以及道格拉斯（MaryDouglas）日常生活的仪式象征研究等,按照理论发生和影响的时间顺序,娓娓道来,清楚而明白.讲到符号学时,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1857～1913）和美国哲学家皮尔士（CharlesSanders,1839～1914）的符号学理论讲起,索绪尔语言学中的“能指”和“所指”、“语言”与“言语”,皮尔士的“符号”与“对象”、“象征”与“意义”都具有二元结构的特点.认为文化类同语言,可以作为符号体系观察,从而构成音乐人类学的符号学和象征理论的来源.如此等等,这样的溯源,使读者特别是音乐学的读者容易找到入门的路径,对于需要进一步深入的人,提供了一个学习的向导,而不至于被共时性话语呈现而遮蔽了理论和方法应有的历时性特征,使读者成了摸象的盲人.(二)引介音乐人类学新的学科前沿
《导论》虽然叙述音乐人类学的历史只有一百多年,却经过了“比较”“民族”和“文化”三个阶段；从“摇椅式”研究到“田野观察”,再到“新史学”视野,音乐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不断地更新；从“非欧音乐”研究到“全部音乐”,关注、研究对象不断扩大,学科边界不断扩展.一方面,19世纪学科林立的分门别类划分研究的需要,没有独特学科方法和固定对象,使得借鉴方法和泛化对象的音乐人类学不断招致非议,是学科还是方法观念的论争不绝于耳,但追随者却不断增多,逐成气候.不管是音乐学的人类学研究,还是人类学的音乐研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却一刻没有被人们放弃.而至于叫什么学科名称,中外均有论争,但跟随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观念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受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在经过传统的小社区研究之后,音乐人类学的研究在不断扩展边界的同时,也在寻找新的研究视角.《导论》放弃一般概论的基本叙述路径,不再面面俱到讲述田野工作的相关事宜,而是直接切入音乐人类学新研究,重点引领好学之人进入学科研究的学术前沿.居于学科研究的历史与现实,《导论》中“‘新史学’视野下的音乐人类学与历史研究”是历时性维度缺失的矫正导引,是对历史语境的一种研究关顾；“城市音乐人类学”是从乡村社区口传音乐研究转向城市社会音乐研究的新领域,是简单社区向复杂社区音乐文化研究的现代转向；“象征主义与音乐符号学”是音乐人类学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新拓展,也是人类学叙事危机在音乐人类学中阐释突围的路径寻找；“仪式音乐研究”是音乐研究的仪式学观照,赋予了音乐研究中仪式音乐本体研究的文化意义和深层解读；“社会性别与音乐”一反音乐研究中的无性研究惯习,以女性主义的理论和视角深入挖掘音乐文化中女性角色意识和女性亚文化特色；“音乐人类学新研究：‘离散’音乐文化”是对居于传统飞地文化（或孤岛文化）的解读和现代移民群体文化的漂移关注,是极度扩张的现代社会亚群体文化的研究引领；“音乐人类学视野下的多元教育”引入音乐教育有些唐突,但是多元文化教育的理念解决了音乐人类学知识生产“向何处去”的终极问题,赋予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而十六章“后现代思想与音乐人类学”则是人文学科“表述危机”在音乐人类学中的思辨体现,也让我们在关注社会日常生活音乐文化地位的同时,有一种关怀象牙塔文化思潮的情怀.这几个方面,无一不是传统音乐人类学的新突破和新拓展,体现出《导论》引领音乐人类学学科前沿的抱负和雄心.
音乐人类学是舶来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我们这个亟需音乐人类学学科史论与方法滋润的中国音乐人类学实践,作者罗列了西方音乐人类学发展史上重要的学者和重要的代表文献,使执著于音乐人类学学习的学人能够查阅原文和找到进一步深入学习的方向和路径.
（三）学科团队的集体编撰及中国实践的展现
《导论》是洛秦教授及其合作者的力作,建立在大量“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吸收了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了非同一般的、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宽广的学术视野.一反个人编著的惯习,组织了我国主要从事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中青年学者,对“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采用了较为独特、新颖的叙述方法,体现了其较为前沿的学术观点,为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中国实践打开了一扇崭新之门.特别是召集全国学界14名中青年学者参与编写,反映了音乐人类学学科中国实践“筚路蓝缕”走向壮大的团体风貌和后继有人的学术势头.
音乐人类学在中国实践遭遇了较多的尴尬和难堪,第一个问题是民族音乐学会改弦易辙,使襁褓中的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成了“无妈的孩子”（见下文“学科重建标志”）；第二个问题是学科名称是民族音乐学、音乐文化学还是音乐人类学等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1]；第三个问题是舶来品的民族音乐学（即Ethnomusicology）传入的标志性事件“南京会议”的发起人是否是高厚永先生[12]?第四个问题是音乐的文化研究（即音乐人类学）是学科还是思想方法?蒲亨强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13],洛秦教授表达了许多情况下不得不把“音乐人类学”尴尬的作为“学科”（P45～46）.我们在想,有哪一种思想和观念对音乐研究的影响如此巨大,以致追随者前赴后继?是传统的科学规范过于苛刻,还是音乐人类学边界的自我膨胀坍塌了本身的学科大厦?如何看待这个“不是学科又是学科”的奇特研究范式,值得我们思考.第五个问题是“音乐人类学”研究存在的所谓“去音乐化”现象,是有回避本体还是本体过于简单亦或是课题需要使然?李方元教授做了很好的探讨[14].
该文出处 http://www.sxsky.net/yishu/040123976.html
不管是第一个问题学科“少年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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