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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北京师范大学女教授讲坛”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女教授协会、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共同面向本科生开设的全校通识选修课程,由北京师范大学女教授协会副会长、教育学部郑新蓉教授,教育学部向蓓莉副教授、张莉莉副教授联合主持.讲坛旨在传承北京师范大学人文与治学精神,使学生得以借鉴跨学科视角与方法,培养鉴赏力、判断力和创造力.2012年以来,讲坛邀请了北京师范大学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学术造诣深厚,有较强影响力的女教授,讲述她们的成长故事、学术历程、人生智慧.通过这些杰出女性教授对学术和人生不懈奋斗、追求卓越的“亲身示范”,传递给当代大学生一种学术精神和人生理想,启迪其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讲坛广受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好评,本刊《人物》专栏将陆续刊登主讲教授的精彩讲座内容,以飨读者.
[主讲人简介]张厚粲,1927年生于北京.1948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心理学系并且留校任教,1952年经过高等院校教育的调整转入北京师范大学.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委员,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曾任国际心联副主席.2005年台湾辅仁大学授予张厚粲先生心理学博士学位.张厚粲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实验心理学、人类的认知以及心理和教育测量.她首先将认知心理学引入中国,在心理统计和测量方面,她主编了我国最早的心理与教育统计学的教材,率先开设了心理测量的课程,组织修订中文标准推理测验、韦氏智力测验,编制中国儿童发展量表,使得测验在我国广泛地应用和发展.张厚粲教授不仅治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还培养了很多心理学研究人才,是我国心理学界公认的开拓者和带头人.
一、走进心理学
我是在初三即将毕业时想要学心理学的,并且一学就是几十年.当时那个年代是“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都讲科学救国.尽管道路坎坷,我还觉得,我就是要学这门学科!
读书的时候我是个比较淘气的学生.我在京城最好的学校念书（贝满女中,现在的一六六中学）,但我却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我对当时老师的教学是不满意的,觉得他们不了解我,自然也教不好我.所以,我就想寻找一门能探索人心的学问.记得高中毕业时,同学们填报的志愿大多是化学、物理,当老师问到我时,我坚定地说：心理学.老师们都很惊奇且有一些遗憾,他们觉得我应该上数学系,可我就偏偏喜爱心理学.
进入大学后我才真正开始学习这门学科.尽管我国古代有很多心理学思想,但科学心理学却是20世纪初从西方传入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时,第一批出国留学的学生回来以后有几个学心理学的,比如北大的蔡元培先生,他师从德国心理学家冯特.冯特是实验心理学之父,心理学的鼻祖,他的中国学生就是蔡元培.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北大另外一位教授陈大奇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从那时起（二三十年代）,小学到大学,做了很多测验,最早的测验是由美国人做的.那是1915年,他们测到底是美国儿童智力高还是中国儿童智力高.中国500个孩子参加了测试,结果是中国的孩子智力高,他们不敢往外宣传.但是,现在要仔细分析,我们是在哪些方面强?我们发现,中国儿童在小时候是不错的,但到了大学以后,需要创造力,咱们就差了.中国儿童的创造方面比较差,基础知识比较好,这我们现在都承认.通过我举的这个例子,可以看出,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心理学还是比较兴盛的时期.我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走上了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学之路.
二、历经战乱,沉浮中坚持选择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外国人都走了,我们都迁到西南联大,整个学术也因战乱衰落下来,心理学更是如此,它毕竟在当时是小学科、冷学科,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挺过来了.1948年我在辅仁心理学系毕业时,我们班就三个人,不过人少也有好的地方,就是你怎么考都是前三名.但当时我是第一.后来我因为成绩好留校任教,我们的系主任是德国的心理学博士,心理学本就起源于德国,而他就是冯特的徒孙这一代.所以说,我们学的是正统心理学,基础打得非常扎实.
抗日战争时,心理学就停滞了,但解放后,心理学面临了更大的挑战.因为当时强调政治,政治跟学术没有分清.而且那个时候大家都学唯物主义,认为心理学是唯心的,心理学的教学和科研一直被打压着.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把心理系给取消了,几个学生都并入了教育系.另外,此时不光批判心理学是唯心学科,更给它扣上了“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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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身不好（因我是张之洞的孙女）,是官宦家庭,从教会学校毕业,又在学反动的心理学,当时的境况十分不好.但我还在坚持,因为我相信这个学科虽然现在遇到一点困难,但我很坚定地认为只要把这个学科学好,对教育和教学都好!我就这一个想法,所以就坚持下来了,我什么都不争,只是为了事业.
1958年第一次挨批判,从北师大开始,叫拔白旗.我才30多一点,现在看来30岁不算什么,可能才是研究生.可那时我已经是教了很多年书的老师了.因我21岁就开始教书,是年轻的“老”老师了,所以我是个大白旗.那是《光明日报》的第一版拔白旗,我就是那大白旗.此外,《光明日报》还出了两本批判集,原来图书馆还有,后来被收起来不让看了,因为确实不合理.大家对我的批判里,有一条说我讲课好.因为你讲课放毒,你讲课最好,所以你在毒害学生,毒害最深.可能现在你们这些年轻的孩子并不能理解我的这段经历,连我自己都想不通.
心理学在“文革”时就更糟了,由姚文元开始,把心理学打成了伪科学.那时候批判是不能上前辩驳的,说你是假的、伪科学,就已经给你定性了.这时,很多人都说心理学死了,教心理学的老师命运也凄惨,有老师自杀了,有些年轻老师转行了,因为心理学系整天出麻烦.而且当时老师多半都下乡了,我因为家里有个小女儿没人照料,所以没让我上干校,不过我也在生物系的农场里干了一年,冬天在图书馆里搬白菜,搬了一冬天的白菜,又在物理系的小工厂做了两年下线工.直到1960年,局势才有所缓和,人们开始重新认识这门学科,觉得心理学也还行,能解决很多实际遇到的问题.北师大做了一件影响了全国的心理学界的大事——成立了心理学专业.1960年时我们还完全归教育系,只开设了一门普通心理学,后来才有儿童心理学,但只有我一个人是心理学出身.领导开课时问我应该上什么课,我说上实验心理学.“好,你上!”我说得上统计心理学.“好,你上!”结果和领导协商后,每门课都我上,可我也不能直接上,毕竟年头过了,我也需要准备、学习,所以那时候我是一边学、一边教,四个年级的课都是我上.也就是那些年艰苦的岁月,从1960年到1965年,我们培养了一批人,像林崇德、郑日昌、程正方等等.
心理学得以恢复,我真的很带劲,什么都顾不上了.那时小女儿刚出生,学院产假是56天,之后我就把她送托儿所,自己马上去工作,那么多的课需要我上,我根本顾不了别的事.即使系里就我一个人,我也高兴,我觉得我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尽我的努力来培养一批好学生,振兴心理学科.
之后到了“文革”,大家知道“文革”时不能看外文书,不能读英语.心理学又没有了,没有书,也没有笔记,我就凭脑袋了!那段时间也是异常的艰难,生活的苦都可以忍受,唯独专业发展的瓶颈,让我从心底觉得难受.
北师大的心理学系发展很坎坷,但我总是在里头,还是很重要一员.每次遇到批判,总是先批我,因为我出身不好,而且就一个人还在坚持着这门学科,所以错都是我的.我也没什么可以辩护,我根本不在乎那些,我就是从心里爱心理学,跟它共患难,有了感情.
1978年以后,直到1985年,全国只有五个心理系：北师大、北大、华东师大、杭州大学和华南师大.再看这些年,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的三十年里,心理学的发展可谓蓬勃向上,现在有200多所学校都开设心理学的课,可能还不止.心理学从那个被打倒的伪科学,真正站了起来,变成了一个热门的学科.应该这样说,有如今的成绩是非常不易的,幸运的是在这其中一直有我!前面一段艰难的时候我参加,后面好起来的一段我也参加了.我跟心理学那是纠缠不清的.另外,不得不说的就是我这个人,我身体好,基因好,小时候运动好,营养也不错,教育也好,这都是我好的地方,还有我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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