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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68;好了,我就这样子一直挺过来了.

三、学科恢复,曲折中求发展

谈到心理学的恢复,这里有几件事情.第一,在杭州大学,由陈立老先生主持,办了一个全国各校心理学老师来学习实验心理学的班,培训实验心理学.讲课的老师有北大的,北师大的,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我也是其中之一,总讲认知过程.我讲课很受欢迎.科学院的人不大会讲课,闷头只讲实验,与学生没有互动.我就不一样了,我最初学心理学就是想改进教师的教学方法,能让学生学得更快更好,所以,我上课很注意学生的反应.那一拨学生后来都从事了实验心理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都是博导了.这些学生里面还有年龄比我大的.这是我国第一个实验心理学班,对心理学的恢复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第二,1979年在全国心理学大会上,大家都意气风发,觉得很高兴.而我这人就爱多事儿,我想,心理测验也是心理学的一个小分支.（心理学）都恢复了,为什么这一支不恢复呢?因为这一支是在“文革”挨批挨得最厉害的,当时只强调人的阶级差异,不能说人有其他差异.“文革”的时候,测验在最底层,被批判得最厉害.现在是不是能够让它“重见天日”了!我就跟湖北大学的一个老师说：“你跟我合作,我们起草一个文件.”于是,我们俩贴了一张大字报,说心理学恢复了,心理测验作为它的一个分支也应该恢复.在那次大会上,大家都觉得还不错,承认我们是对的.但是怎么做?谁都不会,不知道怎么做,因为有一部分人还心有余悸,虽然我说的大家也基本认同,但是没有人做.那怎么办?我说还是我来吧!

我就去找我的老师——林传鼎,我的测验课都是林老师教的.我跟林老师商议,林老师说：“行,你来安排,我来上课.”再加上北大的吴天敏老师,我们三人于1980年5月在武汉办了一个测验班.我就敢那么干.全国老师大概来30个人吧.林先生讲智力测验,吴先生讲比纳测验,我教统计.解放以后,教育系都是文科的,所以谁也不会统计,可是你要真学测验,不会不行,所以我就想啃这块“硬骨头”,第一本心理学的统计书就是我写的!坦白地说,我上这门课很不容易,那时只讲到很简单的描述统计,后来统计学本身发展了,我也得学,再把心理学的知识加上.我讲统计,另外两位老师讲测验,我们这班运行得挺好.那拨学员也是后来全国心理测验的主要人物.

这两个班把我国的心理学抬起来了,这些老师是全国各地来的,他们一回去就起作用了.我在这其中也做了点好事,帮助心理学建立起来.并且在那个班里林先生讲完测验,国外的韦氏测验也引进中国,我们又组织全国学习了韦氏测验,中国的第一个测验就开始了.

从1980年后,心理学真正恢复,一直到现在,各地都发展起来了.

四、教改之机,润物细无声

众所周知,高考刚恢复（1978）时,一切百废待兴,连考试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那时考大学是事关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的命运,考上就能有好的前途等着你,考不上只能回农村.我之所以提这件事是因为我在上78级本科生的统计课时,需要分析高考的数据,可当时国家是保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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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教育部认识到国家的教育改革要来了,于是把美国的ETS请到了中国,把各省高招办的主任和负责人都请来听ETS在北京的一个研究报告会.当时因为我做统计,所以也给了我6个名额让我去听报告.但因课程多,我没去,就安排了几个学生去,学生听完回来跟我汇报说讲得还可以,但底下很多人听不懂,学生们把他们不懂的问题写在纸条上递交了上去,可在会场并未得到答复.大概过了一个多星期,突然心理系领导找到我,问我为什么跟外国人联系,我也觉得很莫名其妙,后来才得知原来那些外国人看完我的学生提问的纸条后就过来找我们,想要跟我们座谈.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些外国专家看见这有几个明白人,还能够交流,有了像样的问题,他们也希望进一步跟我们沟通,我觉得是件不错的事,就把学生召集起来,让他们认真准备.当时我们有两个英语特别好的学生,我让他们准备一个欢迎辞和一些主要问题,另外一些学生各自也都进行了充分的准备.等到外国专家来时,他们坐一排,我们坐一排,高教司司长就坐在我对面,而且还指定了一个外语学院的老师做翻译.外国专家讲完了我就让学生讲,提问题请人家回答.他们的回答学生们都能听懂,我也不插言,当遇到我认为比较晦涩的问题,我就补充几句,就这样,我们很友好顺利地谈完了.之后,高教司的司长还问我能不能给他几个学生.我回答说还不行,他们连三年级都还没念完.另外,那个外语学院的老师因为不太清楚一些专业词汇,其实翻译得是不够准确的,可我们的学生都表现得特别好.那次我们非常成功,给北师大争了光,也得到教育部的认可.之后我们就跟教育部、教委联系上了,索要了高考数据,我们需要做分析、做研究,并根据研究结果我们提出了改革.我们提出增加题型,选择题、判断题都是我们提出来的.后来,我们又干了几年,因为改得好,还成立了教育部考试中心,是从高教司分出一些人成立的.我们和高教司合作得很好,那时官员很虚心好学,我们也尊重他们,相互配合很好,所以,因为高考改革这件事情,我们还得了教育研究的一等奖.

再后来,我们终于从教育系分出来了,心理学系正式成为独立的系科.国家提出来,教育要适应科学,科学要走向应用,心理学也跟着走向应用了.像现在的公务员考试、其他资格考试,都看到了心理学的用处,渐渐地,心理学就走向了应用,我们这里现在也变成应用心理系了.我觉得这样挺好,师大的心理学就是应用,因为我的想法是心理学走向社会,社会各个方面要认可心理学.原来毕竟学生想来学,家长还有防备在里面,但是现在家长也都支持学生学心理学了.现在心理学在社会各界广泛得到应用,包括教育学,也不能忽视心理学,所以,我们的工作没有白做!

另一方面,我想讲的是心理学的对外交往.心理学之所以能够这么快成功,跟国际的交流是分不开的.国家说要赶上国际水平,甚至超越国际水平,而心理学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好,1978年、1980年,科学院派出一个团,共4个人前往德国参加国际心理学大会.在会上,申入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那个时候中国已经大有发展,外国人也认可了.1984年,我国开始正式作为一个会员国,每次大会都需要派出2个人,我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我出国是很不容易的,自1979年起我就有三个机会,但都因我出身不好,得不到学校的信任,都被否定了.到1981年我向学校力争,并保证返回,学校才让我出去了一趟.回来后,大家知道我的确不会跑出去,之后就不太限制我出国了.1984年,中国加入了国际心理学大会执委会,并被选入了执委.全世界现在有七八十个国家都是会员国家.我们从1984年进去当执委,一直到现在,中国人始终在执委会里没出来.中科院心理所的荆其诚老师,当了八年执委,到1992年当选国际心联的副主席,1996年他才卸任.我一直是代表,1996年进入执委,到2000年,我又当选为副主席.之后,是中科院心理所的张侃接任我.中国从1984到现在,二十多年了,我们都在执委会里,并且中国有三个国际副主席.

当然,我们能够连续做执委,跟国家的发展有很大关系,中国地位提高,他们不敢小看中国,这个很重要,这是一条；别的学科没有,只有心理学这样,那就跟心理学工作者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中国心理学的国际地位真的是在不断提高,国家给我们做后盾,我们也争气.

心理学从过去,从伪科学到现在的面貌,几十年打造取得这样的成果真的是很不易.尽管我一直在被限制,但是我觉得也还挺高兴的,我没有被困难吓倒,没有死,而且还能站在这里跟大家说历史,讲故事.我很高兴,因为心理学的发展我比谁都清楚,所有的活动我都参与了.在这其中有苦难,抛开个人的得失,心理学的成功有我一份,我觉得无比骄傲!今天,我跟大家讲心理学,是因为我跟心理学经过了这么一条坎坷的道路,但是现在都过去了,说句玩笑话,中国的心理学比我发展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