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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阔的水面.佛经中记载的富丽豪华的方形水池的庭园景观形态的原形几乎看不到.现在能看到的实物如北魏敦煌莫高窟第257窟莲花藻井,中心画有佛经中描绘的方形宝池（见图2）,池中荷花蔓生,四个裸体天人在池中游戏.事实上按照中国人的审美习惯,这样的方形水池不够宽广,不符合人们的审美习惯.梁江淹的《杂体诗三十首刘文学感遇桢》中有“华月照方池,列坐金殿侧”21的描述,这里的方池意为宽广的湖面,或许作者只是想描述园林景观的奢华程度.

郦道元《水经注》记载：“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即始建于北魏前的山西晋祠,南北朝天保年间（550～559）扩建晋祠“大起楼观,穿筑池塘”.由此可知至少在南北朝天保年间就有了“穿筑池塘”的园林格局.由于北魏奉佛教为国教（北魏末年,全国已有寺院3万余所,僧尼200万）,所以天保年间晋祠的扩建自然受到佛经中印度寺院庭园格局的影响.现遗留下的北宋晋祠圣母殿前的四方形鱼沼和十字形飞梁很相似于敦煌壁画中的水池平台.始建于唐代的昆明圆通寺23的园林格局为“方形庭园”,内满是水面,中有一岛,岛前后有路通向山门和主殿.还有南宋时期重建的宁波保国寺,当时营造的最重要项目是在法堂前开凿了“四方形净土池”,种四色莲花,时逢保国寺由天台宗变为兼修净土宗.但在中原地区大多数场合,佛寺建筑还是建在陆地上,只是主要建筑群的前方有方形的水池和平台,但这样的形制并不普遍.

本来在南北朝时代已经开始在佛寺的殿堂和回廊绘制各种以经变为题材的壁画,到7世纪,随着净土宗的发展和佛教进一步的世俗化,各种壁画更为盛行.24值得关注的是,唐代的敦煌壁画中,有许多成组出现的佛寺建筑组群庭园景观.“在大型经变画中,更多的是伟丽恢宏的大型建筑组群,画出了由回廊围成的很大的庭园,庭园中仔细安排了许多殿堂和亭台楼阁以及水池.”25而这些描绘佛国世界的庭园景观内容,无疑反映了佛经中描述的理想西方净土世界.“精舍,宫殿（应为殿堂）楼观,皆七宝庄严自然化成”,“阿弥陀佛精舍,皆自然七宝相间而成”.为了表现佛经中的“八功德水”,净土变大型佛寺建筑,都有方形水面的描述,有的甚至毫无陆地,建筑全部都架在平整的水面上.但这不一定就是这一时期佛寺建筑庭园景观的普遍标准样式.“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水池平台源于佛经,或许与印度的沐浴习惯有关,但对中国佛寺本来不过是想象之作.”26如印度新德里国立博物馆藏阿弥陀经变（见图1）、敦煌莫高窟第205窟北壁阿弥陀经变（见图3）、敦煌莫高窟第220窟南壁阿弥陀经变（见图4）、敦煌莫高窟第225窟南壁龛顶阿弥陀经变（见图5）、敦煌莫高窟第217窟北壁西方净土变（见图6）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画面中的方形水池为庭园空间构成的主体与核心,且画中有楼阁群的建筑大都架立在广阔的水面之上.这虽然不一定是唐代佛寺中普通的情况,但是它间接地反映了当时中原地区大宅第、官置道观、祠庙甚至宫殿的庭园空间与佛教中净土世界相结合的理想庭园空间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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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曲池

公元前13世纪殷商时期的园林“囿”是贵族圈地围栏而成的山水秀丽、草木丰盛、以观天象、上通神明的自然园林.春秋时期晏婴的《晏子春秋》中从晏婴进谏齐景公营造曲池过于奢侈的谈话内容得知园林中水池的形态：“景公为曲潢,其深灭轨,高三仞,横木龙蛇,立木鸟兽.”31意为景公挖曲池,池深可以淹灭车子.还有战国时宋玉《招魂》中记述,楚宋王为了把游离的魂魄招到都城郢,营建了曲池,“坐堂伏槛,临曲池些”,32可以招魂.秦时有“兰池宫——引渭水为池,东西两百丈,南北二十里,筑为蓬莱山”,开创了中国园林筑山、曲水并列造景的手法.汉武帝建“建章宫——西北部开太液池,池中堆筑蓬莱、方丈、瀛洲,开创了中国园林一池三山”的造园法.后汉桓谭《新论》33中古琴高手雍门周对孟尝君的对话“高台既已倾,曲池有已平”中可以看到当时关于曲池的描述.曲池的流行,并不局限于佛教传来以后.曲池能够表现古代中国人憧憬的理想意境、价值观与审美趋向.西晋陆机在《洛阳记》中记述了当时的皇家园林芳林苑的空间形态：

堂上结方湖（广阔的水域）,

湖中起御坐石也,御坐前建蓬莱山,曲池接筵,飞沼拂席,南面射侯夹席,武峙背山.堂上则石路崎岖,严嶂峻险,云台风观,缨峦带阜.其中引水,飞皋倾灡,瀑布或枉注,声溜潺潺不断.柏竹荫于层石,绡薄丛于泉侧,微飚暂拂,则方溢与六空,入为神居矣.

魏晋南北朝的园林从模仿自然山水到概括、提炼,空间对比讲求变化,始终保持有如自然山水的曲水基调,各种景物浑然一体,达到了“虽有人造、宛若天成”之意境.《老子》中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论调.通过山水来体玄、得道和悟佛是古代中国文化思想的重要构成.英国学者AndreBoyds先生在他的论著《中国的建筑与都市》中认为：“（中国的）庭院及人工景观,是典型的道教概念（与儒教概念城郭相对应）,即不规则性、非对称性、曲线、波纹、雁式的形态,其构成具有模写自然的神秘性、独创性.”34一方面,山水园林被当作体玄识远、悟佛得道的工具.另一方面,筑岛堆山的自然园林景观空间被当作谈玄、理佛、修道的绝妙场所.曲池,在中国古代也是富裕、财富和长寿的象征.如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35记载：北魏“争修园宅,互相誇竞等高台芳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虽说北魏王朝不是汉族,但同样折射出古代中国人对营建方形的水池的印度佛教庭院设计没有兴趣.反而对修岛筑山乐此不疲,如《洛阳伽蓝记》卷1的华林园记载：“华林园中有大海,即汉天渊池,池中犹有文帝九华台.高祖于上造清凉殿,世宗在海内作蓬莱山.山上有仙人馆,上有钓台殿,并作虹霓阁乘虚来往等海西南有景山殿.山东有羲和岭,岭上有温风室.山西有姮娥峰,峰上有露寒馆,并飞阁相通,凌山跨谷等黄帝驾龙舟鷁首,游于其上.”36

伴随着佛教的发展,园林景观被移植到佛寺庭院中.《魏书·释老志》关于第一座中国的佛寺白马寺景观是这样记载的：

（汉明孝）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

等史于天竺,写浮屠遗范.愔乃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经缄于兰台石室.愔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门西等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浮屠）”,或“佛图”.37

从中得知,画工新画佛像置于原有园林内清凉台及显节陵上,新建“四方式”的白马寺.“凡宫塔制度,尤依天竺旧状而重构”,由此可以推想白马寺是依照印度建筑形式而建造的.也就是说,浮屠精舍犹依天竺旧状而新建,但园林空间景观依旧为中国本土的原有类型.佛寺在原有宫殿基础之上改建而成的典型例子有,公元471年宋明帝所建的湘宫寺和公元507年梁武帝所建的光宅寺,两寺都是以他们为帝以前的园林旧宅改建而成.

以上这些都是在佛教盛行时营造的佛寺园林景观,但所采用的景观设计却完全不同于印度佛教庭园景观的设计.敦煌壁画中所描绘的净土世界,融汇了中国园林风格和印度方池的创新形态,对后来的佛寺净土建筑产生了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