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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40;耳中来的,是无线电或蓄音机所发的一种粗噪激昂的音乐,前者是我国流行的一种小歌剧,后者是外国传来的‘爵士音乐’我初听到这两种音乐时,都感到“浅率”.[19]在对黎派音乐及爵士乐的一片反对声中,也有学者保持沉默.1934年在一篇通信里,一位音乐教师给《音乐教育》杂志主编缪天瑞写信,表达了对于黎派音乐等世俗俚曲流传于学校的深恶痛绝,作者希望缪天瑞赶快作篇文章,来拯救这种恶劣的现象.缪天瑞在复信中说：“你提出问题,要我作文答复,却实使我很为难.我已有四五年不写这种议论的文字了.在四五年以前,我确是写过好些这类文字,散载在音乐潮、阿波罗、开明音乐专号等刊物上.事后想起来,觉得自己未免过于大胆妄为,等从这种大胆妄为觉醒过来以后,我就转向了翻译方面.我不能担保我的翻译会怎样有裨于他人,但比起胡说八道的谈论来,总要较为切实的了.”[20]正如缪天瑞在复信中所说,除了作《音乐教育》的主编外,缪天瑞在刊物内发表大量的翻译和作曲理论方面的文章,几乎没有任何关于音乐批评的文章.
4.对音乐教育及音乐课程标准的关注
1928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部在《确定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教育标准案》中提到民国初期教育部颁布的教育宗旨“不适于国情,不切合实际”,欲重新确定教育宗旨及教育标准,1929年4月,国民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确立了三民主义在教育中的地位[21],1931年9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规定了全部课程的编制,“应以三民主义重要的观念,为编订全部课程之中心”.[22]在这一背景下,教育部于1932年公布了《幼稚园小学课程标准施行办法》、《小学音乐课程标准》、《初中音乐课程标准》、《高中音乐课程标准》.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行,这些课程标准被认为不切实际而遭到尖锐的批评,1934年陈洪针对中学音乐课程标准撰写的《部定初中音乐课程标准检讨》一文发表于《广州音乐》（1934年第11期,此文又见于《音乐教育》1936年第1期）,在文中陈洪认为课标的制定没有考虑到中国音乐教育的实际情况,标准过高而授课时间过少,目标难以实现.针对教育部颁布的小学音乐课程标准也有人撰写文章,钱光毅的《部颁小学课程标准内几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发表于《音乐教育》（1936年第6期）,文章论述的问题包括：1、我国的昆曲平剧是否有使儿童欣赏的价值?2、我国各种普通乐器的选择及独奏合奏的欣赏.3、应否在演奏的作业内增列“作曲练习”一项?
1932年教育部颁布了学校音乐课程标准之后,出现了一批依据新颁布的音乐课程标准编写的音乐教科书,如：《小学音乐教材初集》、《开明音乐教本》、《初中模范音乐教科书》、《复兴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这批教材改变了之前学校音乐教材混乱的状况,规范了教学内容,剔除了一些与黎锦晖的音乐有关的内容,关于剔除黎锦晖的音乐,光毅和曾杰在文章《从部编小学音乐教材说到黎锦晖》一文中指出：“数年前,黎氏一流作品非常流行,不单是在金迷纸醉的歌舞场里,就是在以教育为本旨的中小学校内也十分盛行,充满着黎派的歌声.音乐界有不少人起来反对,在报章杂志上批评,说黎氏一流的作品如何不良,如何有害青年,但那时教育部并没有一些明白的表示,好像默认黎氏一流作品可以作中小学的音乐教材似的.闹了好久,教育部才下一道通令,禁止学校选唱淫媚歌曲,但仍并不指明应取缔的是黎氏一流作品,所以黎氏一流歌曲也仍然在各中小学校里走运,当作必修的教材.现在,教育部在所编的音乐教材内不把黎氏一流作品编选进去,对于黎氏一流作品,至少可说是一个十分明显的表示,告诉教育界说黎氏一流作品是不配被选为教材的.所以,这也是可喜的地方.”[23]
5.对音乐救亡思潮和民间歌曲的关注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各种音乐思潮在抗日救亡的巨大声浪中逐渐失去了声音,这一时期最重要的音乐思潮是救亡音乐思潮.救亡的歌声弥漫了中国,抗日救亡呼声日益高涨,救亡音乐的思潮逐渐发展壮大,音乐成为民族解放的重要精神武器,“大众化”和“民族化”是救亡音乐的两大美学要求.在抗日救亡时代背景下,《音乐教育》杂志受到救亡音乐思潮的影响,先后刊登了章枚的《音乐艺术往哪儿去》、高中立的《论民歌》、裴回的《民歌记录法》、陈必宗的《大众的歌声弥漫了厦门》等文章.章枚在文章中呼吁用音乐宣传抗日,充满了音乐参与抗日救亡的激情,在文章中章枚号召：“学音乐的艺术家们,有眼睛的就看吧!有耳朵的就听吧!看看这是什么时代?听听前线是什么声音?朋友,如果你那支《秋怨》还未作好,就不必作下去了,我们需要一支《马赛曲》.”[24]
章枚在《音乐教育》上的另一篇书评文章批判了青主在《乐话》中表现出来的艺术至上论,反映出章枚以音乐为现实服务的实用主义音乐美学观,青主在《乐话》中反对将音乐作为工具的实用主义音乐美学观,他认为“如果乐艺真是能够救苦救难,那倒简单.我们不必讲什么‘自由平等’,不必研究社会问题,只让老百姓放下锄头来学唱歌,那旱灾水灾也没有了,失业问题也解决了,‘友邦’也把失地奉还了,天下岂非就太平了吗?”[25]章枚则针锋相对的批评青主的观点,认为青主所持有的“表现主义是必定要流于艺术至上主义及观念论的,并且他的特徵是歪曲现实,逃避现实而以求精神上的安慰为目的.”[26]章枚讽刺《乐话》“书中的理论太深奥玄秘了,只有神仙可以领略,世间的俗人那里懂得?所以最好还是留着自己孤芳自赏,或焚烧寄予‘上界的情人’吧!”[27]章枚与青主之间的争论反映了救亡音乐思潮下的现实主义美学观与音乐至上论的表现主义音乐美学观之间的冲突.以歌唱作为主要手段,以民间音乐作为创作的基础,是成为救亡音乐两大美学要求的重要体现.1936年12月《音乐教育》杂志开始征集各地民间歌曲,并于1937年1月开始登载中国各地民歌.1936年11月《音乐教育》刊登了《本刊征集各地民间歌曲办法》,规定应征的歌曲歌词和曲调都要忠实地记出.如某部分有特殊的唱法（如滑音,或花音即装饰音）.要详细地说明,以期可能地保存原曲的面目.“歌词有猥亵之处,亦无妨,我们当加修改来发表.”歌曲都要写明产生于某省某地（最好并写明流行地）,与采集者（或记录者）的姓名及详细通信处.发表后以本刊为酬.如集满五首以上,而且每首都具有各地方特别情调者当酌酬现金.
据缪天瑞先生回忆,当时征集全国各地的民间歌曲是采纳了吕骥的意见.在第5卷中共刊登了各地民歌30首,包括《十朵鲜花》（北平民歌）、《手扶栏杆》、《山歌三首》、《“唱春牛”歌五首》（均为广东小北江连景山歌,梁得灵采录）、《调兵三郎》（南昌民歌）、《打雷》（山东儿歌,均刘贵英采录）、《双种麦》（扬州民歌）、《要陪送》（河北乡间民歌,老志诚采录）、《短歌六首》（绥远民歌,吕骥采录）、《踏秧歌三首》（四川渠县民歌,廖正斌采录）、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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