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留学有关论文范文检索,与低龄出国留学促进中国教育自身改革相关论文摘要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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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苦,上课认真做笔记,课后做作业,美国的学生上课吊儿郎当,纪律差,课后玩,20年后中国的教育将超出美国的教育.20年后就是1998年或者1999年,现在已经过了30多年,并没有出现报告中的结论,原因就是报告中描述的现象是客观的,得出的结论在逻辑上不够严谨.美国的教育把孩子的层次分得很清楚,以初高中阶段的数学为例,其对普通孩子和有特殊能力的孩子要求不一样,对一般学生的数学要求不高,这恰好给孩子提供了自主选择的空间.反观中国,对每个孩子的要求都很高,缺乏自主性.美国的做法给孩子腾出了发展空间,让他们进行自主选择,所以美国对数学有天赋的孩子,要求其学习的程度比我国的大学生学的都要深.不仅数学,其他的科目也是如此.中国的学生则更多地要忙于各种考试和升学.我认为这背后有着不同的原理,因此在教育质量的评价上,应该全面地进行评价,不应该孤零零地看待数据,应深入了解教育特质.《中国教师》:出国留学低龄化,意味着孩子很小就要和父母分离,独自面对陌生的环境和挑战,这对身心尚处于发展期的孩子来说,带来的弊端有哪些?
储朝晖:我们先谈一下和父母分离,父母和孩子在一起是父母和孩子的权利,至少在15岁之前,如果孩子跟父母不在一起就会产生各种问题,如在智力上、在情感上等.目前父母与孩子分离的情况可以划分为两种,一种是被动的,如留守儿童.据统计,在义务教育阶段,父母双方都离开家庭去打工的有1060多万,父母一方离开家的也有1000多万,这等于说2000多万的孩子都被迫与父母分离.这不利于孩子的成长,以至于出现孩子自杀等现象,而这一数据远远大于把孩子送去出国留学的数据.把孩子送出去留学属于父母和孩子分离的另一种形式,它也存在着前面提到的问题,尤其在14~15岁之前,出国留学的孩子会在生活自理等方面产生问题,但与前者相比,并没有那么严重.至少送孩子出去的家庭在经济条件等各方面是比较宽裕的,可以通过其他的措施进行一定的弥补.
以中国近代早期的留学生为例,容闳等人率领的出国留学者中有小孩子也有成年人,从那时看就出现了两个极,一个是在国内上过大学的,在美国学习后回国的表现比较好,以詹天佑为例,另外一个年龄段就是从小就在国外,据了解回国后也有成就,中间年龄段的表现反而较弱.年龄很小的孩子出国,受国外文化的影响比较深,年龄比较大的,有较为成熟的自控力和较清晰的目标,而中间年龄段相对较差.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我认为最主要的是文化的碰撞.中间年龄段的孩子童年时在中国的文化氛围中接受了中国文化的熏陶,出国又换了一种环境,不同的文化,在他们正处在青春发展关键期的身上产生碰撞,所以这一阶段的孩子在成长中遇到的障碍较多.
从历史的例证与分析中,我认为要尽可能减少父母与孩子的分离.如果父母在国外工作,可以把孩子接到国外就学.如果在父母与孩子分离的前提下把孩子送到国外,父母不放心,孩子也未必受益.如果真认为中国的教育存在问题,就从小把孩子送到国外,不要等到初高中受过教育后才把孩子送到国外,让孩子承受激烈的文化冲突.文化冲突的影响在不同的阶段是不一样的,要么让孩子从小就不受文化冲突的影响,要么回避这段时间,让他沉淀一下等到上大学以后再出去,这可能是相对理想的选择.
《中国教师》:出国留学的低龄者们,没有在国内接受完整的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也不够全面,如果长期在国外学习生活,可能会出现文化断层现象,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储朝晖:20世纪中国出现的一些大师如胡适、蔡元培、陶行知等都是在中国有传统教育基础后才出国留学的,他们在国外也学到了真谛,成为大家.现在社会很多人只知道知识的一个方面,难以成长为中西贯通的大家,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就要求我们培养人时要定义标准,即父母给孩子未来的定位是什么.而未来的定位是跟孩子先天的条件相关的,孩子出生后,很多父母无法对自己孩子的禀赋做出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要给孩子体验各种不同文化的机会,同时又不要过于拘束,实际上很多孩子在中国成长也未必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因为大多数孩子还处于一种麻痹状态,没有自觉的意识.所以我们不应该以此来判断是否形成束缚,而应以孩子具体的发展作为判断.
对中国文化来说,我认为其能否存在和延续发展最主要的因素和文化内部的特质相关,文化特质如孔子的“仁”,它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教人相互尊重、传播仁爱的理念,这种价值在社会中不会淘汰,具有长久的价值.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担心文化被遗忘,我们要做的是让孩子对所有的东西不要抱有偏见,不能主观地假定能看什么不能看什么,能接受哪种文化,不能接受哪种文化,到了一定的程度,孩子们会接受适合自己的,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
《中国教师》:低龄出国留学反映了国人对教育的需求和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投资的增长.对此,我们如何给予合理引导?
储朝晖:这种资金流动不仅仅指流向国外,在国内也出现过.如深圳特区建设之初,并不是深圳的力量,而是全国各地的基础教育投资都向深圳汇聚.现在要解决孩子及教育投资流到国外的问题,根本在于把自己的学校办好,这样才能吸引投资.
孩子在国外和国内上学投入资金的差距很大,有的甚至相差10倍、20倍.既然家长愿意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说明他们内心对国内教育不完全认同.这跟前面提到的教育生态不平衡,孩子在镇里、县里、市里、省里、北京等地的流动属于同样的道理.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不应该担心资金的流向,这样得不偿失,况且在现代社会我们也无法限制家长把孩子送到这上学,不能送到那上学,唯一的办法是国家要投入更多资金,采用符合教育内在规律的办法把教育办好.
我认为中国要解决教育中的深层次问题,把自己的教育办好,会产生一定的边际效益:你办好到什么程度,就会有多少人回流到这里.我举个实际的例子,某个市里的一个区以前是市里教育办得最差的一个区,区里的教师和学生大量外流.后来当地的教育局进行了改革,成立了董事会对学校负责,校长由董事会选举,向董事会负责,同时给予学校更多的资源和自主性,提高教师待遇.过了两年,一些教师回来了.由董事会选出的校长跟现在体制内的校长不一样,体制内的校长更多实行的是行政指令,董事会任命的校长要想办法把学校办好,求着教师,教师对学生也更负责任.后来学生也逐渐地回流,学校办得更好了.上述事例说明,解决留学资本外流的根本之道在于进一步改变教育管理、教育评价以及教学.教育要进一步转向以学生为本,转向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要,为学生提供服务.这种转向不是一对一的,而是一种整体效应.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到国外留学的趋势会不断扩大,如果有所改善,会减缓这一趋势甚至反过来有更多的学生回来.这一趋势的推力很大,从镇里、县里、市里、省里、北京到国外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减少这一推力,从根本上就把学校办好,改变教育教学,提升质量,让孩子在学校学得好,家长对学校认可,这才是当务之急.
《中国教师》:有人认为低龄出国留学者增加也与我国高等教育有关,认为我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程度还不够,大学就学率依然较低,还有待提高.您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
储朝晖:低龄出国留学跟大学教育有一定的相关性,可以说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所面对的问题有一定的连续性,很多大学的问题表现形式和中小学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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