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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图景投影到虚幻玄妙的理想之中.它们在取材上大多来自上海都市新生活,以至新名词、新语汇、新的叙述模式俯拾即是.比如包天笑学习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串联时间材料的小说写法,把《时报》中本埠新闻写进《上海春秋》,将各种新奇古怪的新生物悉数包罗.再如“海上说梦人”(朱瘦菊)的《歇浦潮》中大量描述保险公司的创建、文明新戏的堕落、上海律师业的发生与黑幕、租界里的各种洋规矩、房地产业的繁荣与石库门里弄住宅的兴起;蘧园(欧阳巨源)的《负曝闲谈》大量涉及上海舆论界(办报、译书)与新党维新活动;严独鹤《人海梦》则涉及教育界保守与革新势力的斗争;还有孙玉声《黑幕中之黑幕》写中国新兴律师业,吴趼人《发财秘诀》写中国买办阶级发家史,汪红蕉《交易所现形记》叙述1921年交易所的大兴与倒闭等等,都体现了上海都市现代性的叙述特征.近代通俗小说正是依据各种对上海新事物、新生活的繁琐介绍与写实性的叙述,来完成其对上海作为现代性城市与西方“窗口”的叙述的,并以此获得了其初步的上海都市现代性叙述.
四、近代谴责小说中的上海都市现代性叙述
近代上海,在物质、经济与文化传媒高度发展的同时,几乎被东西方文化同时视作“罪恶的渊薮”.而近代小说中上海都市现代性叙述的另一大方面正是关于对上海的道德性憎恶.这个阶段的上海题材小说,各种所谓黑幕、揭秘、大观、繁华梦等几乎不可计数,尤其是谴责小说.在作品中,关于上海的各种丑恶,举凡烟、赌、娼、淫戏、淫书、无耻、下流、邪恶、坑、蒙、拐、骗、买官卖官、流氓、拆白党、白相人,无一不涉及到,而所谓崇洋、奢靡、浅薄,也几乎遍地都是,这也就构成了近代谴责小说中的上海都市的道德现代性叙述.
对当时国人而言,讲究排场,生活奢侈,是上海社会最早在道德方面遭人非议的地方.有人在当时《申报》上归纳出七条《申江陋习》:“一耻衣服不华美,二耻不乘轿子,三耻坐便宜的独轮小车,四耻狎次等的妓女,五耻吃便宜的饭菜,六耻身无官服顶戴,七耻看戏坐价格最廉的末座.”[3]这些浮华的社会风习与重义轻利、崇俭恶奢的传统道德完全相反,而与世风奢靡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传统的荣辱观念、贞操观念、等级观念的摇撼.在《点石斋画报》、《申报》上,人们常能看到关于良家女子以着妓女服饰为风尚、不孝子孙虐待亲长、无顶戴人冒充官绅的文字与画面.而这些形象在近代难计其数的以上海社会为题材或背景各种黑幕、揭秘、传奇、大观、繁华梦之类的小说中,可以看的非常清楚.
时人所述上海道德形象就是三个字:“大染缸”.在当时众多表现现代都市腐败的谴责小说中,男人成为流氓、拆白党、恶棍;女人则沦为妓女.李伯元在《文明小史》第14回中写到一位老太太坚决反对儿子去上海读书,说:“上海不是什么好地方.我虽然没有到过,老辈子的人经常提起,少年子弟一到上海,没有不学坏的,而且那里的混账女人很多,花了钱不算,还要上当.”[4]这种指摘,将上海作了“非中国化”的叙述,而内中多次出现的“繁华”一词,则将堕落与物质发达相联.物质繁荣产生邪恶,它构成了近代以来关于上海都市现代文明窗口之外又一种叙述.除此之外,《官场现形记》(李伯元)、《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趼人)、《孽海花》(曾朴)等著名的近代谴责小说中也都有类似的叙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近代谴责小说中,上海作为中国第一都会,以其新文明的渊薮,已经开始被众多文人进行了现代性的描述,其中也体现着国人对近代都市格局的某种理解.
五、上海都市现代性叙述的民族国家性意义
上海,连同其近百年来成长发展的格局,一直是现代中国的缩影,上海比任何其他近代都市都具有表达现代性意义上的优势,因此在近代文学中它常常被当作现代中国历史元叙事的文本,被赋予了民族国家性的意义.近代上海都市现代性叙述来自于特定的上海都市生活经验,甚至许多都市发生于具体的上海这座城市之中.由于上海这座近代都市具有率先领受欧风美雨的城市特性,因而对其现代性的叙述必然连带着有关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命运及现代性获得的过程.近代都市文学叙述无可避免地会关乎独立、殖民、传统、现代等国家问题,而上海恰恰能最大程度地把国家近代历史与国家近代特性凸现出来.因此近代小说中对于上海都市现代性的叙述往往会带上一种国家民族思维.
王德威与李欧梵都认为,晚清小说已经开始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想象”.王德威宣称:“小说为彼时最重要的公共想象领域,应不为过.借着阅读与写作小说,有限的知识人口虚拟家国过去及未来的种种――而非一种――版图,放肆个人欲望的多重出路”.[5]从王韬开始,到梁启超、吴趼人,其描绘的上海图景表明了意欲获得世界性身份的一种渴求.不管是梁启超的“未来中国”政治小说,还是吴趼人等人关于新式机械器物的描述,概莫能外.因此,在人们认识上海现代性意义之时,往往将上海视为现代中国的中心,将对上海形态与历史的理解上升为超越其自身与超越特定区域的文本性事物,具有了乌托邦的国家意义或世界意义,因此上海都市现代性的叙述就与有关民族国家的想象合二为一了,而这也是近代上海都市现代性叙述不同于其他都市文本的一个最为典型和突出的特征.
总的来说,近代小说已经开始了在世界主义的背景下展开对于上海都市现代性的叙述.在韩邦庆等人的近代都市狭邪小说,梁启超等人的通俗小说,李伯元、刘鹗等人的谴责小说以及众多近代通俗小说文本中,上海分别被赋予了都市物质精神文明的窗口、现代性民族国家缩影以及堕落的道德渊薮等等丰富的含义.它们以上海融入世界作为潜在的框架,以现代化都市为依据,依托强大的大众传播媒介、新兴都市市民群体与上海社会公共空间,构成了上海都市现代性的典型叙述,表现出“维新是求”的写作风气与对上海繁华的都市中心地位的认定.而立足于“新”、“变”、“奇”等都市现代性基础上的关于上海腐败、堕落等种种指摘,则初步将上海与乡土中国作了时间与空间意义上的分离,将现代性这一命题更加明晰地凸显了出来.而其中所包蕴的民族国家性意义也为上海都市现代性叙述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和外延,使近代小说展现出独具特色的魅力.
参考文献:
[1]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韩邦庆.海上花列传.见吴组湘:《中国近代文学大大系》第2集第3卷,上海书店,1991.
[3]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4]李伯元.文明小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5]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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