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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皇”.1942年,邓嗣禹以《张喜与南京条约》为论文题目,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成为费正清在哈佛大学亲自培养的第一批博士生.1944年,邓嗣禹将他的博士论文修改后,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费正清为他撰写了前言,高度评价了他的学术成就.这本书后来成为学者们研究鸦片战争的重要史料.1946年,费正清回到哈佛大学设立中国问题研讨班（国际著名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前身）,邀请邓嗣禹、杨联升、房兆楹等几位学者帮助他整理清代史料,并合作出版了多篇论文.
1949年秋,费正清在哈佛大学最早开设“现代中国问题研究”课程时,邀请邓嗣禹回母校哈佛大学讲授该课程.在任教期间,邓嗣禹与费正清再次合作,共同编写了著名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一书,以及《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通考,1839—1923》.
1953年,费正清在“美国亚洲研究会”换届、出任第二任会长时,又聘任邓嗣禹为董事,任期为三年.1955年哈佛大学设立东亚研究中心时,邓嗣禹任执行委员会委员.1962年,邓嗣禹在哈佛大学任教时出版的《太平天国历史学》一书时,费正清为他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前言,并提到了在25年前两人初次愉快的合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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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邓嗣禹与费正清又再次合作,发表了《中国的外交传统》论文,刊载于美国汉学家JoelLarus所著《世界比较政治》一书中.邓嗣禹因此成为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者中,与费正清合作时间最长、发表论文最多的学者.据不完全统计,在1938年至1964年期间,两人先后合作发表的著作、论文就有六部（篇）之多.
1960年,世界著名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开展第14版修订工作,编委会邀请邓嗣禹参与“太平天国起义”与“捻军起义”两部分的编写工作.2005年,在他逝世的17年之后,《不列颠百科全书》开始第15版（最新版）内容修订,编委会在“洪秀全介绍”长篇文章之后,还特别注明：此部分内容是引自邓嗣禹1966年再版的《太平天国史新论》一书中的内容.由此可见,邓嗣禹在美国对太平天国历史研究领域一直处于领军学者的地位.同时也说明,海外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一直是由中国学者领衔担当的.
在1961年、1962年,他还参与了被列为世界三大百科全书之一的《科利尔百科全书》（GrolierEncyclopedia）九大部分内容的编写工作.除了“太平天国”之外,还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乾隆皇帝（1735-1795）”、“皇太后：武则天”、“李鸿章”、“孙中山”等介绍.
1972年2月,随着尼克松访华、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中美之间结束了半个世纪的对立格局.5月,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邓嗣禹随同费正清一行六人,作为中美建交后第一批美国历史学家代表团,到中国进行访问和演讲,受到了周恩来、乔冠华的热情接待.
邓嗣禹1976年退休之前,在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任“大学讲座教授”,这在美国大学中是很难得到的特殊荣誉称号.1976年4月,年满70周岁的邓嗣禹在印大退休,校方特别为他举办了盛大的荣休庆宴.费正清为此特地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并由校长芮安（JohnRyan）在会上宣读.
退休后,邓嗣禹与费正清始终保持着书信或联系,交流学术动态.然而不幸的是,1988年邓嗣禹因车祸去世,时年83周岁.
在邓嗣禹去世后的第三天,费正清为他特地撰写了一篇讣告,后来发表在《美国亚洲研究期刊》（1988年第8期）上.费正清在讣告的结尾部分还着重称赞：“邓嗣禹是一位乐观、谦虚、勤勉不懈的‘儒家’,同时也是一位对我有帮助的老师和有教养的绅士.”
科举学领域的“陈景润”
“哥德巴赫猜想”命题,这项200多年来悬而未决的世界级数学难题,曾吸引了成千上万数学家的注意,而能对这一难题提出挑战的人却很少.
在七十年代初期,中国科学界公布了一个举世震惊的信息：中国数学家陈景润居于六平方米小屋,借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伏在床板上,用一支笔,耗去了六麻袋的草稿纸,攻克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创造了距摘取这颗数论皇冠上的明珠“1+1”只有一步之遥的辉煌成就.
科举制起源于中国,但它却对东亚和西方国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历史上日本,曾一度仿行过科举,韩国、越南曾长期实行过科举制度；英、法、德、美等国曾借鉴科举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东亚诸国仿行科举于史有证不成问题,而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20世纪初,清朝统治者在欧风美雨和坚船利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实行1300年的科举制也走到了穷途末路.为了推广新学、兴办学堂,清政府不得不于1905年废止了科举制.随后,八股科举被看作和鸦片、缠足等同类落后丑恶的东西,为人们所唾弃.因此,一些谈及科举考试史的人往往避免使用“科举”这一名词,而代之以“中国历史上的考试”的说法.在中国人多对科举加以批判的20年代,长期接受西方教育的孙中山说出的话石破天惊：“现在欧美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中最古最好的制度.”正是在孙中山这一说法的启导下,一些中国学者对科举西传问题进行了艰难的探索.
1936年,邓嗣禹以1934年在《史学年报》上发表的《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为基础,完成了《中国考试制度史》一书,并由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出版发行,顾颉刚、邓之诚等著名史学家为其作序.该书后于1956年、1967年、1982年、1997年、2010年、2011年,先后七次在台湾及大陆再版发行,成为研究中国科举制度的奠基之作,目前仍是国内外科举学研究者普遍引用的重点书目.与之后发表的《中国考试制度对西方的影响》,构成了对于中国科举制度研究的“三步曲”.
1943年9月,邓嗣禹在国际著名期刊《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上发表了“中国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一文,长达三万余字,搜集、引用了1870年以前西方人论述科举的文献70多种,围绕“西方考试制度的发展、西方记述或涉及中国科举制的资料、英国对于中国文明的推崇、英国驻华使臣论中国科举制、确认中国影响的证据”等问题旁征博引,论述详赅.邓嗣禹称：“根据上述所有同时代的证据,我们可以确凿无疑地证明：中国的科举是西方制定类似制度的蓝本”.文章发表后,在海外引起广泛的反响,被先后两次翻译成中译文本,同时还被多种文集收录.目前该论文在西方汉学界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在此之前,“科举考试与现代西方文官考试制度是否具有联系”、“西方文官考试是否曾借鉴或受到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一直是桩悬案.基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研究、考证的难度,学术界一直未能提供有力的证据.
邓嗣禹的研究是具有开拓性的,它不仅再一次印证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促进人类文明的基本途径,科举制度作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对西方近代文官制度曾发挥过积极的影响.他同时也开创了科举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揭开了科举学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责编张圣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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