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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学方面论文范文资料,与国家转型与经学瓦解相关本科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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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方文明夹带着民族国家时代到来,有了一个西方文明的参照之后,“中国是什么”,或者“中国文明是什么”,就成为一个整体性的问题呈现出来了.而要将中国文明系统化,就一定要有一个角度才能说清楚整个文明.当廖平写成《今古学考》之后,今古文之分,终于判若冰炭.廖平之前,凡古文为考据训诂,今文讲微言大义,可以各不相妨,虽偶有争论辩驳,皆无关于政治社会.但是,经学一旦有系统化的时代需要之后,像乾嘉、咸同之学那样简单地辨析字义,注疏一经,已然不能真正回应现实,要回应现实,必须从理论上回到“什么是经学”这样的根本性问题上来.但问题在于,自汉末郑玄泯今古二家之别,以成一家之言,经学成为“不同时代的圣人之法的集合体”,晚清今文经师正是要从这一不同圣人之法的集合体中,寻找出纯正的“孔子之法”,因此,不得不推翻一切与其制度、义理相悖的古文经典,遂有廖平二变的《知圣篇》、《辟刘篇》,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出.他们的根本目的,是绕过郑玄回到西汉,对二千多年来的经学进行一场重新清理,检视西汉以《春秋》为中心的今文经说,使经学重归孔子口传的微言大义.在今文学看来,经学就是孔子的“一王大法”,是抽象价值而不是具体法度.而在一个新的民族国家时代,最根本之处就是要重归孔子之法,以孔子之法所表现出来的抽象价值,作为国家构建的“灵魂”.而古文经学同样面对郑玄的问题,他们更进一步将郑玄所提出的不同时代圣人之法的集合体,建构成为新的“国家历史”的源头,于是夷经为史,遂有章太炎视六经为古史,以孔子为史家之说出.在古文经学看来,经学就是尧舜以来的历史记载,并且,这种历史记载对后来历代修史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历史的源头.要建立一个新的民族国家,便必须通过对六经的历史化解读,寻找这个民族的源头所在,以历史作为国家构建的“国本”.
今文经学的现展,为康有为、廖平之彰显孔子一王大法,以六经之抽象价值为国家构建的理论源头.而古文经学遭遇现代民族国家,则成为章太炎的民族主义史学,通过历史寻找“中国”.
但是,在后来的学术史发展中,今古文二家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今文经学为了回归孔子而推翻古文经典,开启民国“古史辨”的先声,而古文经学夷经为史,导夫民国以经学为史料之先路.
重回经学,认识中国
民元之后,经学科废,经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门类,至此消失.随之发生的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事实上是以章太炎为先导,以胡适之为中心.
章太炎的先导意义,在于他看待中国学术,是“以史为本”的态度.中国学术本以六经为本源,而在晚清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章太炎为了寻找一个民族国家建国的深厚根基,乃不惜将整个中国文明视为“史”,从历史来论述民族.这样,六经成为古老的历史记载,成为文明史的源头.章太炎夷六经为古史,视孔子为史家,将整个中国学术都建立到“史”的基础上,这是对以经为主导的传统学术的一次大变革.接下来,随着留洋学生归国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西之别变成古今之争,章氏“国故”之论,本为发扬国史之光辉,转化为胡适之的“国学”,则变成已死之历史.在胡适之等西化论者眼中,“中国”成为“历史”,中国一切典籍,成为死去的史料,于是倡导“整理国故”,以西方学科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典籍,建立起中国现代学科.至此,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完成,而经学终至全面瓦解.
经学瓦解的背后是国家转型.事实上,自经学科废,新学蜂起,经学研究在民国时期,已经式微几绝.民国时期的经学研究,主要是晚清经学之余绪,而极少有义理之创发.这种情况,自经学立场观之,固为事所必至.盖每当时代巨变,文明更新,旧法不能无弊,必有新的立法者出乎其间,创为一代新法.中国意义上的“革命”,正是因为前代之法行久积弊,不可收拾,遂有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到来,以重新组织政治,整顿社会,改变生活方式.周秦之变如此,辛亥革命亦是如此.前者最终变天下为郡县,后者变帝制为共和.而在政治社会革命过程中,国家构建若不“法先王”,将国家植根于身后的文明传统之上,则必须重新寻找立法者,时王出,僭古圣,号后王,立新法,从而带来无穷的暴政.在周秦变局之后,汉初经师深知暴秦之苦,于是由孔子之删削述作,而知孔子集前圣之大成,以为后世立法,而汉室帝王亦渐知帝裔并非圣种,必须尊顺神圣立法者之法,国家乃得长治久安,于是有汉武之后,去黄老刑名,而尊先王之法,开中国二千余年的政治格局.
而近代以来,在中西文明的碰撞中,随着辛亥鼎革,帝制土崩,经学行世二千余载,亦因之而彻底退出政治生活.事实上,由此以上八百年,宋世道学的兴起,中国的学术中心早由五经转向四书,以四书为基础的新儒学,在复活、重构儒家精神价值的同时,忽视了建立在五经基础之上的理想政治的信念,如蒙文通在《宋明之社会设计》中所言：“汉儒言政,精意于政治制度者多,究心与社会事业者少.宋儒则反是,于刑、政、兵、赋之事,谓‘在治人不在治法’.其论史于钱、谷、兵、刑之故,亦谓‘则有司存’,而谆谆于社会教养之道.”熊十力在《十力语要》中亦曰：“宋明诸大师,于义理方面,虽有创获,然因浸染佛家,已失却孔子广大与活泼的意思,故乃有体而无用,于物理、人事,少有发明,与社会政治,唯诵知古昔.”熊、蒙二氏皆精于理学,蒙氏并钻研经学,而二氏之论,大抵不谋而合.宋明学问重建儒家之心性本体,使人于内在心性修养有无限提升之可能,于社会教化,也颇有建设礼乐教化人民之功绩,但于政治之建设,则多流于空言,而无实际之制度建设.及至清世,经学复兴,诸儒考究群经,发明汉人旧义,不遗余力.但清代经学,实为考古之学,清儒既不能以经学议政,而清代政治也不待经义而立,况科举考试,仍以四书为主.
本来,随着晚清今古文经学的理论发展,今文至廖平、康有为而致力于纯化经义,回应千年变局；古文至刘师培、章太炎而渐入史学,以贞固国本.而辛亥革命的发生,又使经学与政治名义上的关系也完全脱离.在这种条件下,正是重整传统经史之学,共为新的建国大业做好充分准备的机缘.一个成熟的文明体,每当遭逢巨变,必回首其文明的源头,从发源之处再出发,以此文明的价值回应遭遇的挑战,实现真正的“文艺复兴”.但是,西来新学蜂起,糟粕《诗》、《书》,使康、章之辈,渐知事无可为,只能从事讲学,终老户牖.今文经学之实质被彻底抛弃,而学术之主流,也随着文化的更新,从章太炎转向胡适之,从以史为本转向以史料为本.在胡适等人倡导的“整理国故”,建立现代分科学术之后,中国学术全面摧毁古典文明体系,而成为“世界学术”的一个部分,成为世界学术的“地域性知识”.而经学研究,也因之在学术主流中彻底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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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启于章太炎,完成于胡适之的现代学术,行至今日,已近百载.这是中国学术“现代化”的一百年,也是经学瓦解、溃败乃至消亡的一百年.中华文明,自汉世尊奉五经,以为政治社会之核心价值,二千余年见,宅国在兹土,立教在斯人,容有一时之神州激荡,一代之宗庙丘墟,而疆土、文明、人种,百世不绝,此实全赖经学大义之相传,以保礼乐文明之不坠.而此二千余年之中,即便如六朝士风之玄虚,晚明学术之狂涎,仍有一部分饱学之士,保文明之不失,守坟典之不绝,而未有如辛亥之后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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