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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方面有关论文范文素材,与马一浮与国学相关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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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1;.为什么?马一浮的书以及他的人格精神最不好懂.我在上次吴光先生开的马一浮的会里,他叫我做一个讲话,我就讲,马先生的学问很不好懂,甚至最近,我还说过一句话：“我还没看见有几个人真正读懂了马一浮先生的著作”.这是后话,我想说明读马研究马,不那么简单,不那么容易,如何如何.马一浮是“儒之圣者”
马先生不仅仅是学者,不仅仅是大儒,他还是二十世纪的“儒之圣者”.过去常常把熊十力、梁漱溟跟马一浮相提并论,但在这三个人当中,要讲学问的“本我”境界——注意我用了一个词,学问的“本我”境界——马先生要高于梁,高于熊.但梁和熊也都很了不起,人格精神也都是了不起的.但是马先生的“本我”境界,比梁、熊要高一筹,这是我的看法.
我说马先生是二十世纪大师中的“儒之圣者”,但是你不能讲熊十力是“儒之圣者”,你不能讲梁漱溟是“儒之圣者”,他们都是儒学思想重构当中很重要的人物.但是只有马先生我们可以称他为“儒之圣者”.
但马先生又不仅仅是“现代大师”,“儒之圣者”,他还是“高人”,还是“逸士”.在中国传统当中,有品评人物的传统.这个在六朝时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发达.出现了很多奇书,譬如刘邵的《人物志》,譬如《世说新语》,一部记述魏晋人物风采面貌、品评人物性格精神的专书.我们如果用传统的方法品评人物,马先生显然不仅仅是大学者,不仅仅是大师级的人物,不仅仅是“儒之圣者”,他还是“高人”.
原来杭州大学的一些朋友,当时就流传,很多人不敢去看马一浮.只有很少很少的人去拜望过马先生,为什么这样?他又没有权力,也没有门卫,为什么很多人不敢看他?因为他的学问太大了,他的眼光太厉害了,你刚一进来,想说的话,没想说的话,他全知道.所以他是“高人”.
马先生学问根柢之深厚,他的超越的精神,他的内在精神的净化,少有与之比肩者.他常说的一句话叫“刊落习气”.大家不要以为“习气”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庸俗之气”,不仅为我们学者所要去掉,也为一般人所要去掉.当然这是佛家的话.每个从事专业的人也有这样那样的专业“习气”.常常我们看到有一些学人,甚至有一些老师,自己做哪一方面的研究,就把这一方面抬到非常高的位置,觉得另外的领域没有他这个领域重要.这也是一种“专业偏执病”,也是专业的“习气”.专业的成就是好的,专业的精神是好的,专业的“习气”是要不得的,需要“刊落”.马先生身上一无“习气”,把这“习气”完全“刊落”了.他是位“圣者”,他有很多思想,我们没法在今天一一细说.
到底什么是国学
马一浮的国学定义为什么重要?在于以前讲“国学”,对国学的内涵外延,没有阐述清楚,或者虽有所说明,但在学理上论证不足.“国学”这个概念中国历史上就有,《周礼》里面就有,《汉书》、《后汉书》、《晋书》里面,都有“国学”的概念,唐代也有,你看庐山下面有个——现在也还叫——白鹿洞书院,也是近三十年恢复重建起来的.这个书院最早是在南宋朱熹把它建成,成为当时的“四大书院”之一.但是在朱熹之前,这个地方不叫白鹿洞书院,而是叫“白鹿洞国学”.白鹿洞国学是个什么意思呢?是所学校.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国学”这个概念是有的,“国学”这个名词是有的,但历来讲的所谓“国学”,都是指“国立学校”的意思.
那么“国学”作为一个现代学术的概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至少从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1902年梁启超和黄遵宪的通信里面,开始使用“国学”的概念.你要知道这两位都是戊戌政变的时候被处罚的人员,梁启超跟他的老师康有为跑到海外,而黄遵宪呢,当时在湖南参加陈宝箴领导的“湖南新政”,黄遵宪也受到了处分.他有在日本的经历,有外交经验,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其实他很稳健,在湖南的时候就提出主张渐进的变革,反对激进的变革,实际上他跟康、梁的激进是有区别的,但还是处分了他.在1898年慈禧太后政变后的晚些时候,他被革职回到广东老家,而这个时候梁启超有一段时间在日本.他们在1902年有一封通信,梁启超写给黄遵宪的信我们看不到,我们看到的是黄遵宪写给梁启超的信.黄遵宪在信里说：“你提出要办《国学报》,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办《国学报》是不是时候,我们探讨国学概念可以暂且不管它,至少在1902年这一年,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黄遵宪——试想,他们在晚清,是何等样的地位,何等样的人物.他们提出了并且使用了“国学”的概念.
而在1902至1904年,梁启超写《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里面最后一节,又使用了“国学”的概念.他说,现在有人担心,“西学”这么兴旺,新学青年吐弃“国学”,很可能国学会走向灭亡.梁启超说不会的,“外学”越发达,“国学”反而增添活气,获得发展的生机.他在这里再次用了“国学”的概念,而且把“国学”和“外学”两个概念比较着使用.
我们知道,在1898年——维新改革最高涨的时期,当年五月,张之洞,晚清的大人物,写了一篇文章叫《劝学篇》.他在《劝学篇》的《外篇》里面有一节专门讲“设学”——设立学校——他说在课程设置的时候,要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可是在1921年梁启超写《清代学术概论》,转述张之洞的主张,他说,只从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全国一时以为“至言”.——以为这个话讲得太好了,谁都同意.可是,他在转述的时候做了一个改变：张之洞本来是讲“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他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转述成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此以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判断,一个晚清以来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判断,就被所有研究文化研究历史的人记在脑子里了,而忘记张之洞在《劝学篇》里面本来讲的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我们今天研究“国学”这个概念的渊源与流变,我可以说,张之洞在《劝学篇》里讲的“旧学”,梁启超转述的时候讲的“中学”,跟“国学”的概念——梁启超和黄遵宪1902年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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