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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健身娱乐价值逐渐显现,使这些活动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演变成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1.2婚姻制度演进说
在氏族、部落发展过程中,性、婚姻和家庭制度是特别重要的社会规范.婚姻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传宗接代.人类基于自身繁衍强盛的需要,不断推动婚姻制度的变革,婚姻制度的演进又推动体育活动产生和长久沿传.
血缘婚姻是人类最早的婚姻形态.原始群婚构成的血缘家庭特点是婚姻按辈分划分的,同辈兄弟姊妹互为夫妻,排除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婚姻关系.但由于仍实行群内通婚,造成人口质量下降,致使有的群体人口剧减,有的群体灭绝,社会进步十分缓慢.血缘婚姻维持了数万年之久,远古人类逐渐意识到血缘内婚姻对自身存在的威胁,才逐渐设法禁止群内通婚,尽管这种禁止并不完全成功.这种群内婚姻最初形式是在某一生产季节或生产活动中实行性禁忌,而这期间群与群之间的性关系是完全开放的.由于人口繁衍,群居逐渐密集,群与群之间相遇的机会增多,彼此成为求偶对象的机会增多.而群内性关系便逐渐被疏远或公开否定,造成群内性禁忌越来越严格,男女青年经常分居,各有居所.这样,群内通婚向群外通婚发展以及血缘家庭向群外婚姻家庭迈进,族外婚姻制度得以建立,同时血缘婚姻制度宣告结束.在这里,族内性禁忌和婚姻禁忌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族外婚姻制度是从血缘婚姻制度羁绊中挣脱出来的,开始时人们在思想认识上还未及时转变过来,或难以抵挡异性的诱惑,加上原始社会居住分散,不同图腾氏族居住地域相隔较远,与族外通婚,实行一夫一妻制,也存在这样那样的不便.有人不顾禁忌的约束,与同胞兄弟姊妹以及血缘更远一些的氏族兄弟姊妹“偷情”,且被发现后仍执著不散,“私合”为夫妻.为了提高人口素质,繁衍后代,追求人丁兴旺,促进氏族部落强大的需要,氏族部落首领不惜对其采取严厉的处罚措施.最严厉的处罚形式就是适用酷刑,我国刑罚最早见于文字的要数《左传》中的“禹刑”.“夏刑三千条”,包括大辟、、宫、劓、墨5个刑种.从施刑的部位来看,处罚显然是针对“乱伦”行为的.有学者认为,“五刑”的发明和创设就是针对违反族外婚姻制度的行为进行处罚[3].这“五刑”是由苗族先祖蚩尤九黎部落首创的.今天苗族、瑶族和畲族的习惯法,特别是黔东南苗族独具特色的习惯法大部分来源于“五刑”.黔东南苗族对违反族内婚姻禁忌的处罚是很严厉的,轻者警告,不听规劝者会被驱逐出去,甚至被活埋.这促使族内婚向族外婚发展,使异族男女之间缔结婚姻.
古时候,各氏族和部落的生活地域相对封闭,不逢节庆活动,小伙子和姑娘们难得交往的机会.原始先民崇尚节日,他们相信参加节日会得到神的保佑,异性交往很容易成功,恋爱结婚后会多子多福.至今彝族的大多数传统节日,如插花节、三月会、姑娘节、花会、跳虎节、龙笙会等,剥离现代节日的面纱,生殖“乃是一种随处可见的文化事象”.例如,如今的黔东南仍是“百节之乡”,一年有396个节日,节日期间,男女青年乐于参加体育活动.划龙舟、芦笙舞等活动中,身体强健、技艺高超的男人是女人倾慕的对象,而服饰艳丽、动作灵巧、妩媚动人的女人则是男人们追逐的对象.在体育活动中男女之间打情骂俏、互相挑逗,其乐融融、无拘无束的氛围为男女自由结成婚姻创造了条件.黔东南地区的姊妹节、游方、秋千情人节实质上就是男女自由恋爱的节日.在黔东南,自由婚至今仍然是主要婚姻形式,据对凯里市舟溪乡茶林村的调查,从1946年至1948年结婚的18对夫妻中,通过节日集会,如芦笙节、爬坡节、龙舟节等节日,采取游方形式自由恋爱结婚的就有14对,占77.8％,而且他们感情深厚,没有出现离婚现象.
如今,现代文明对传统文明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人们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渐行渐远.但是,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节日和传统体育至今还被较完整地保留着,原因何在?以台江施洞划龙舟为例,“4～5万人参加、几天几夜的活动,不只是划龙舟与看龙舟.围绕龙舟活动和以这一活动为契机,人们广泛开展祭祖、省亲、祈雨、求子、寻偶、对歌、跳笙、踩鼓、斗牛、赛马、斗雀等活动.特别是青年男女在沙滩上、古榕下通宵达旦的游方(即谈恋爱)活动,最为迷人”.[4]真可谓一语道破天机,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活动的生殖内涵被清晰地揭示出来.
婚姻从实行血缘禁忌和族外婚姻制度,发展到同姓不婚、同宗不婚,促进了社会成员身体素质的提高,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同时,使许多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得以产生、继承和发展.
2体育起源于人类生殖繁衍的诸多表现
2.1原始体育的根本文化内涵――祈年和求子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少数民族人们在进行传统体育活动竞赛之前,要进行一些繁琐的仪式,觉得没有什么实在价值.然而,通过仔细研究后就会发现,“人最初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普列汉诺夫),这些仪式以及活动本身追求着很实在的功利价值,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从传统龙舟竞渡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其与氏族部落生活中的祈祥禳灾、图腾崇拜、缅怀祖先、祭祀典礼、农耕渔猎、生息繁衍以及混沌意识等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杨昌鑫[5]199发展了闻一多在《端午考》里认为端午是“龙子节”的观点,指出：“如果说,端午节是远古‘龙子节’,那么就是‘龙子’、‘龙女’、‘龙的传人’祭社求子和祈年节日.至于划龙舟祭祷龙图腾,祭悼伟大爱国诗人屈原,那皆为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衍生了.”求子和祈年,正好代表了社会生产的两个方面――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对五谷丰登和子孙兴旺的希冀,原始先民往往通过祭祀、巫术、宗教等行为向冥冥之中的神灵祈祷来寄托,由此产生了对性和生殖的崇拜.
杨昌鑫[5]201-202认为“双舟”龙船与端午节祭社――祭祀地母高神(人类生育之神)有关.理由有三：第一,端午祭社,即为远古祭祀人类生育之神――地母神的重大节日.地母神乃人类生育之神――高神.端午期间聚于桑林祭社,实际是为了纪念处于群婚时代的原始先民在“桑山之林”“兴云作雨”,自由交合.中原地区把桑林作为祭祀地点,对于河流星罗棋布的南方,则多把祭祀地点放在河边或湖滨.屈原在《九歌》中就描绘了湘水男神、女神驾着“龙舟”,要在水上相约幽会的情景.可见,凤凰土家族端午节,男女会合于江河,划“双舟”龙船,实乃上述风俗之遗存.第二,土家族有一个神话故事讲述了伏羲、女娲奉天帝之命,坐葫芦下地,续生人烟.他俩从葫芦里出来后,将葫芦劈成两半,变成相连的两只船.在续生人烟后,他们就坐在相连的葫芦船,回到江河龙宫去了,而葫芦船却留在了人间.子孙想念他们,便划着葫芦船去江河祈祷生育及子孙兴旺.这样,就兴起了划“双舟”龙船的习俗.现今土家族将“捉龙”作为男女交媾的隐语.情歌里亦将女阴暗喻为船,男女交合为“划船”.可见,“划‘双舟’龙船,为祭社神――祭高,‘男女聚社’,‘同川而浴故交址(即交媾习俗)’的折光反射、文明化的写照.”第三,土家族在划龙船比赛结束后,主赛者甩鸭子于河里,让划船人相互抢夺,谁抢的鸭子多,谁就胜利.《史记•,殷本纪》载：“殷契母曰简逖,有氏之女,等三人浴,见玄鸟坠其卵,简逖取吞之,因孕生契.”史籍上,对土家族发祥也曾载有鸟图腾崇拜.甩鸭子是鸟图腾崇拜的遗存,而现在则以鸭子代替鸟.过端午划龙舟甩鸭子,是远古祭社划龙舟,“男女同川而浴”,祈求神燕坠卵而孕育生子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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