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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血压论文范文文献,与对某些中西医临床医学设计和总结的相关论文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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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过多次参加若干中医或(和)中西医结合临床科研论文和有关科研设计的评审,发现阅读一些具有特色的及实用价值的临床医学论文和总结后受益良好,但也有部分有关临床科研设计显露出不够严密、完整或结论事实根据不够真实可靠,致使其有关科学性受到相应的影响,殊感惋惜！为及时引起有关同道的充分关注,特不揣冒昧地引述以下几例以供借鉴和分析.并欢迎论证阐明：(1)关于肝郁脾虚的若干诊治问题,有的是否牵涉面较广,有的诊治设想是否宜匡正(2)用葶苈子合生脉散治疗心力衰竭的疗效较好,但另有5点不足的认识,如何加强(3)有关针刺手法的提高疗效5点实践存在转移主题的问题.(4)关于用颈效感神经刺激疗法治疗脑血管病效果良好,其可见的6点不足之处所导致不良影响的有关功过平衡问题能否早日解决等.故人们期望能更快更好地通过中西医的有机结合,使中医药学更快速、更深入地达到更深刻、更普及和更科学的诊治有关人类疾病.
关 键 词：设计周密；全面总结；科学诊治；深刻领悟；增效勿误；中西结合
中图分类号：R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8)Ol－0050－04
近些年来,有机会参加一些中医或中西医结合临床工作论文和科研设计的评审工作.发现不少具有特色的、有价值的临床医学论文,但也有一部分临床科研设计不够严密完整、或结论的事实根据不够真实可靠,致使其科学性受到一定影响,殊感可惜.为及时引起同道的足够注意,特列举如下几例,供借鉴和分析.
在一项用放射免疫分析法研究肝郁脾虚证环磷酸腺苷与环磷酸鸟苷的变化的临床实验工作中,笔者试图从分子水平探讨本证的客观指标,其起点无疑是较高的；且以同证(肝郁脾虚)以探索异病(慢性乙型肝炎、慢性胃炎、溃疡病、抑郁型精神分裂症及神经官能症等)的客观指标,并藉以探索相关病理生理学的物质基础.无疑地,这项医学科研是有其临床上和理论上一定意义的.工作中观察到上述几种病人多有cCMP含量增加、cGMP偏低和cAMP与cGMP比值降低的情况,这一初步结论虽在国内其它研究中亦有类似的报告,但却仍有参考价值.然也应看到cAMP与cGMP的变化虽可作为肝郁脾虚辨证的参考依据之一,但却并非唯一的指标,从而决不可据此断言cAMP与cGMP即是中医阴阳学说的唯一物质基础,因为,如真这样做那就犯了结论“以偏概全”的错误.
有关工作的另一不足之处是,对所研究的证(如肝郁脾虚)的诊断依据多属主观性标准,如胁痛、躁郁、腹胀、食纳不振等,类似这些主诉多缺少定性定量的客观检测指标,故在此项工作中如能深入探索肝郁脾虚一至两项具有特异性的有关辨证的定性和定量方面的客观指标,并进一步采用疏肝健脾方药后能促进cAMP与cGMP的变化趋向正常,则其指导临床医学的意义将更大.
上述缺陷也反映在另一篇题为“××××例肝郁脾虚病人cAmp含量变化及其发病作用初探”的论文中.该项工作虽有对照组(这点是难能可贵的),且进行了数据的统计学处理(这点在其它医学论文中也较易忽略),但因其辨证依据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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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同一项科研的另一篇有关临床研究的总结中,由于做到了使临床研究与实验研究相结合,选用了一批起点较高的测检指标(如血液流变学的有关测定,放射免疫法观测cGmp与cAmp的变化,D－木糖吸收试验,体液及细胞免疫测定,植物神经功能检查等),增强了本项工作的深度和广度.更难能可贵的是,临床采用了双盲法和对照组,且对部分病例进行了半年至两年的追踪观察.无疑地,这些方法和有关数据的取得有利于确切疗效的评定,并增强了其科学性.当然,由于治疗组观察病人共有124例,而对照组却只13例,相对而言,对照病例似嫌较少,这显然是值得注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前所述所拟的复方(或其注射液)治疗肝郁脾虚证,虽有一定疗效(总有效率约为75．8％),但应该说其效果还是不够理想的,如能从方药的配伍组成和辨证分型方面进一步循中医理法方药的特点加以探索,则其临床疗效可能更为提高.
此外,在有关D－木糖吸收试验方面,作者虽用作肝郁脾虚辨证的生化指标,且经实验初步证实各病种组与对照组比较,其尿木糖排泄率均低于正常,但考虑到其影响的因素较多(如年龄大小、胃排空时间的长短、肾及小肠的功能状况及呕泻失水等)和本项科研对象为肝郁脾虚而非单纯脾虚患者,故其相关于本专题的实际意义还有待进一步的临床实践来证实.
在一篇主要目的在于分析乙肝临床疗效的论文中,作者一开始即明确指出：“确定病位必须以中医的脏腑经络等理论为指导,决不能简单地把西医的解剖学部位与中医的脏腑等同起来等确定病位,必须从脏腑功能异常反映在体表上的部位与经络循行路线上的病态着眼,细致分析主要病变部分和继发部位”.尽管这段论述与论文的命题不太切合,然而这一论点还是不无道理的.但可惜的是,作者在既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各地治疗慢性乙肝多数从脾入手,也有的从肾治以及肝脾同治的”,另一方面却又迫不及待地提出“慢性乙肝从肝论治”的论断,并宣称“通过52例临床观察,发现患者所见证候均表现为肝郁.通过疏肝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因而认为慢性乙肝需要从肝论治”.笔者认为,仅凭52例不足半年的门诊病例资料即得出“慢性乙肝病位在肝”、“病机为肝郁”、“治疗以疏肝为主”的结论,是很可能得不到大量临床诊疗资料的重复和确认.以较少的病例和不太多的临床检验数据而在实质上(当然并非是有意的)否定他人从脾、从肾或肝脾同治慢性乙肝的大量临床实践,这是否易使人误解为作者正是“简单地把西医的解剖学部位与中医的脏腑等同起来”呢更何况“慢性乙肝从肝论治”的提法似还不十分切合中医传统的辨证论治的精神.
该文通过52例乙肝的分析,即已将其分为肝郁气滞、肝郁血瘀、肝瘀化热、肝郁伤阴、肝郁湿热中阻、肝郁脾困和肝郁脾虚等7种证型.笔者推想,如观察例数再成倍增加,则其证型和涉及的脏腑经络将更多,其间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当更须仔细的客观的辨识.如气滞、血瘀、化热、伤阴、湿热中阻、脾困或脾虚等病机恐未必皆基于肝郁；慢性乙肝的病位、病因和病机似也未必皆可责之于肝.如果笔者理解作者在论文中所说的“不能不加分析地把临床上出现的所有症状,按照脏腑分证对号入座”这段话的精确含义没有错误的话,则作者似乎也是在理论上不赞成把慢性乙肝的中医病因、病位和病机刻版地固定在肝上的.
该文对7种证型的病例作了反映肝脏功能的实验室检查和常规化验,并进行了统计分析,在每型不足10例的基础上,作者指出各型的特点是,肝郁化热以白蛋白降低、A／G比值下降最显著；肝郁伤阴以TIT、TFr、球蛋白升高,血色素下降最显著；肝郁湿热中阴则以GPr升高、白蛋白降低、A／G比值下降最显著；肝郁脾虚以tft升高、总蛋白降低、血色素下降最显著等.在此前提下,作者一方面结论说,“结果可以看出,各个证在实验室检查指标上是有明显差别的”,而另一方面又说,“由于病例少,各个证型所占的比例数更少,不足以完全提示证与实验室检查指标的内在联系”.笔者认为,这后一种说法是实事求是的、是科学的,而前一种提法则常易造成假象.
再说,此项临床观察主要都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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