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血压论文范文文献,与对某些中西医临床医学设计和总结的相关论文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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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诉症状为辨证依据和疗效判识的标准,所作的一些检验指标(如血常规、血小板计数、肝功能或某些免疫检测指标等)大多缺少特异性,一故主观臆断的可能性难免偏多;加之都为某些因素不易控制的门诊病例,又无任何对照观察,故使其科学性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影响.在一项有关高血压病辨证论治的临床科研工作中,其思路主要是想“病证结合,把辨证论治的理论原则运用到现代医学所称的病和各种病的每个阶段.从而总结出分型分期的治疗规律”.这一设想应是可取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其前后所进行的I临床观察仅半年时间,且皆为门诊病例(共56例).这从临床科研的角度看,时间嫌短,恐无法较系统地观察病情发展的过程,单靠门诊病例,在一定程度上说来,虽较简便易行,但颇难避免因病人的四处求医所带来的疗效评定上的失真,加之仅观察56例,一般说来是较难找出相关病证施治的客观规律的,因其搜集的病例资料似嫌太少.
此项工作通过对56例病人的观察,作者将其分类肝阳上亢、肝火上逆、肝风上扰、肝肾阴虚和肾阳不足等5型,并据以论断,“高血压病的病位主要在肝;病因、病机亦与肝的关系至为密切,情志所伤是高血压的主要病因,肝与肝肾的阴阳失调则是本病的病机”.笔者认为,这一结论,是在有意或无意中转移了论文的命题的.因其研究工作的主要范围是有关高血压的证治,其全部观察的内容也仅只涉及有关的证候和治疗而对高血压病的证治,其全部观察的内容也仅只涉及有关的证候和治疗.而对高血压病与肝相关的病因、病位和病机并无重点观察指标和内容的探索,故单凭有肝阳、肝火、肝风、肝肾虚的少量臆断病例即作如上的结论,显然是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的.其依据是:(1)仅只观察56例即已分成5种证型,如能观察上百上千例时,则其分型将更多.且也不一定只与肝经相关(国内有关高血压病临床证治的其他论文说明了这一点);(2)辨证与分型有联系但更有区别.分型只是辨证中的某几类证型,但它决不是某病辨证的全部.故如欲反映辨证的客观规律性,常需要较大数量病例的系统观察才较少差误.在一定意义上,这就是说分型论治并不完全等于辨证论治.如本市另一医院在总结150例高血压病人的疗效观察时,将病人辨证分为阴虚、阳亢、肝火、祛痰湿等4型.采取不同的方药治疗,其症状有效率为82%,降压有效率为72.7%,且经动物实验证实,其所拟订的育阴、潜阳、泻肝、祛痰湿等方药均有明显的降压作用这类证治的总结,从全国来说是屡见不鲜的.此就从另一角度佐证处理高血压病单从肝论治是不够全面的.
再说,所评的论文中未将辨证的5型究竟占56例中的多少予以分别统计,这也就难凭5型中肝阳、肝火、肝风、肝肾阴虚和肾阳不足之证名而断定高血压病“都与肝经有关”.因为,如后两型或第5型病例所占的例数和大于前3型的总数,则高血压病的病因、病机与病位将由此而得出另外一种结论,那就是“多与肾(或肝肾)相关”.所以,在临床工作总结中,与推论有关的层次例数绝对值是不可忽视的.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在临床科研中,病例对象的选择是十分重要的.如本项工作是除Ⅱ期高血压病例作为辨证论治的研究对象,严格来说这是不够理想的,这是因为Ⅱ期与Ⅲ期的高血压病人有其病理和病位上的显著差异,因而反映在同一治法上其疗效亦多悬殊;再者,Ⅲ期病人累及心、肾功能.其夹杂证必然较Ⅱ期病人增多.如Ⅲ期高血压病人常可并发脑出血或高血压病、左心衰竭、肾功能衰竭、眼底出血或渗血等,此在一定程度上使其病证已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就难免不为本论文的“从病位与病因分析”一节中所指出"56例病人中,症状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头晕,其它症状依次为急躁易怒、颈胀、目胀、不寐多梦、口干口苦、头痛、耳鸣、腰痛、胸闷、胸痛、心悸、肢麻、烘热、面赤、畏热、多汗、溲黄、便结、乏力、手足心热.这些症状几乎都与肝经有关的结论带来较难自圆其说的矛盾.此外,人们还可认为仅凭以上所列的主诉症状作为辨证和疗效分析的主要依据,是缺乏客观标准的.
此项工作虽也有一些观测指标,但仅以每周1次的血压测量和治疗前后的眼底检查、胸透、尿常规、血脂、心电图或部分脑血流图为限,这些观察指标似多无特异性,起点亦不高,且缺乏系列的动态的测量值,故从检测深度来说是嫌不够的,如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从微循环和观察cAMP、cGMP等的变化人手,则有可能增大其深广度,如须达到作者所称“寻找证候与某些结果的一致性,为确定证的客观指标提供依据”的目的,则宜有较长时期观察的反复对照资料,这才有可能更说明问题,严格说来,单纯从症状疗效、降压效果和脏器功能改变方法,仅观察其近期疗效,而不作远期追踪观察,其科研设计的完善性显然不能不受到影响.
另在一篇有关用葶苈子合生脉散治疗心力衰竭的论文中,作者总结有较好的疗效,从而具有一定的临床指导意义,但此篇论文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1)没有设立对照组,这一点是当前临床医学研究中带普遍性的问题,值得高度重视.从本项工作看,第一应与公认的有效药对照,以便判断研究的新治法或新方药是否优于常用的有效药物.第二,葶苈子与生脉散的各自疗效亦应分组对照观察,因近年来单用生脉散治疗心衰已取得一定疗效,如葶苈子不能更提高有效率,则其临床实用意义将受到影响.
(2)所用的中药应有生药的品种鉴定,本科研所用葶苈子,其科、属、种名应先予鉴识,且在整个科研过程中前后所用诸药的品种、产地、采集季节、加工方法等应基本相同;有关制剂的工艺流程如何,是否稳定,应予说明.
(3)论文对本组工作几项“关系”的分析虽然较实际和必要,但如能更深入一步,则当更符合客观实际些,如谓“冠心病显效率明显高于风心病”,作这一结论时是否还应考虑到二者心功能代偿程度和病程的影响;从病程比较疗效时,应看到心衰级别的一定影响;从心衰程度比较疗效时,也应排除病因、病程等影响因素,不然,其结论有时就难免不失之于偏颇.
(4)用冠心病、风心病、高心病、肺心病等4种心衰列入同组分析、影响因素较多,病因不同、例数悬殊,一般较难作到齐同对比,故此类研究宜先作单病种的疗效观察,以免病例分散,条件不一而致,结论不能如实反映客观情况.
(5)开展此类中医临床诊治科研时,如能在辨病的同时,进行辨证及其与疗效的关系探索,则将更能体现祖国医学理、法、方、药的特色,并有利于从中找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
在一篇曾发表在国内某医学期刊上谈有关针剌手法的论文中,作者介绍了通过针刺手法提高疗效的5点实践实验:即(1)选好穴位;(2)注意针刺的深浅;(3)掌握针刺方向与透穴的适当选择;(4)适当加用捻转提插;(5)运用电针、水针、温针和埋植等附加刺激以加强效果等,这些经验虽是在总结前人和现代针治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但也有其针灸临床应用的一定指标意义.但文中多次提出以神经体液学说解释针经穴提高疗效的机理.这些姑且不论神经体液学说是否能较全面地说清针刺取效的问题,从该论文的工作内容和命题来说,作者在没有自己相应的实验佐证的前提下转移论文的主题而大谈其疗效机制,这显然是不够恰当的.
类似缺点也反映在另一篇“用辨证法指导针灸治疗”的文章中,作者在提出,针刺疗效的提高与机体的反应性、刺激部位的选择和针剌的质量(手法或方式)等密切相关,且又相互联系的正确辨证法观点后,却又多次借用神经或神经体液学说来解释有关经络和针刺取效的机理.看来,在中医临床研究的论文中,如前所述,转移命题的缺点并不少见,有的表现为逻辑推理的依据不足,有的甚至是画蛇添足,弄巧反拙.
该文来自 http://www.sxsky.net/yixue/010454818.html
还曾评议过一项有关用颈交感神经刺激疗法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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