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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相关论文例文,与永远的清华校长相关论文答辩开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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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
――梅贻琦
他24岁被聘为清华大学教授,但他连教授都不敢做.他跑去找自己的老师张伯苓求教,张伯苓劝导说：“年轻人要能忍耐,回去教书.”于是他就老老实实地回到清华,老老实实做起了他的教授.没想到的是13年后,老老实实的他当上了清华的校长,他似乎无所作为,却充分发挥了教授在学校建设中的作用.他说：“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不是因为它有大楼,而是因为它有大师.”他本人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但在他的任期内,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的大师,并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的大师.他被称为清华“永远的校长”.他就是梅贻琦.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天津人.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历任清华学校教员、物理系教授、教务长等职,1931～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55年在台湾新竹创建清华大学并任校长,直至逝世.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
2011年,清华大学迎来了它的百年校庆.在历数清华灿若群星的人物时,有一个人是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他就是服务清华近四十年、执掌清华和西南联大十七年、又在海峡彼岸创办了新竹清华的梅贻琦先生.
梅贻琦毕生的事业是和清华紧密结合在一起的.1909年,他考取第一届庚款留美名额,在清华校史上的“史前期”就与学校结下了不解之缘.除1915年初回国时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服务半年以外,他毕生在清华任职.1948年12月后离开大陆赴美保管清华基金,1955年返台创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成为新竹清华大学的实际创始人.梅贻琦毕生的事业在清华,他和清华的感情极深,常以“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来比喻他和清华的关系.他在清华确立了一套在今天看来还是颇为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管理办法,领导清华大学走过了它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也带领它度过了艰苦卓绝的抗战八年和复原三年.
梅贻琦被称为“清华永远的校长”,但在大陆他的一生却并不被更多人所了解,这或许和他晚年的选择有关.翻阅民国名人的传记和自传时,我们会发现许多大家都出自上世纪30年代的清华.要知道,1925年清华才从预备留美学堂改成大学.清华大学短时间内能跻身全国一流乃至接近世界一流水平,和梅贻琦先生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梅贻琦是一个职业教育家,他是一个最没有“大师范儿”的大师,寡言少语而内心坚毅,初与人相交并无多少人格感染力,看上去没有什么鲜明的领导才能.梅贻琦话少,更少下断言,时人称之为“寡言君子”.学生曾戏作打油诗一首,描述梅校长说话谦逊含蓄情形：“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但正是他办事公道、生活俭朴清廉、尊重人才和教学规律、刻意和政治保持距离的品德和办事风格,使清华和西南联大的师生敬服,从而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梅贻琦比蔡元培小21岁,比梁启超小16岁,和胡适、蒋梦麟是同龄人.与蔡、梁、胡等人相比,他少了些传奇色彩.和他们相比,他是一个纯粹的教育家,一个纯粹的大学校长.他不去追求自己的学术地位,他也很少就政治、经济等公共事务发言,几乎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办好清华这件事情上,心无旁骛,直到生命最后一息.这才是他的最伟大之处,这也是清华的最大幸运.
而且,与梅贻琦同时代的诸君子“誉满天下,谤亦随之”,胡适、陈独秀、傅斯年、蒋梦麟、罗家伦自不待言,就是一代宗师蔡元培亦不免于小人之微词、敌手之非议,唯独梅贻琦是个例外,世人“翕然称之”,洵非虚词.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收集和研究过相当广泛的文字材料,而且一直抱持“苛求的心理”,搜寻时人和后人对梅贻琦的“异词”和“谤语”,却一无所获.这不能不说是梅贻琦创造的另一个奇迹.
风口浪尖上的继任校长
1930年初夏,北平一片平和景象,西直门外的清华园里,教授授课,学生读书,也是一幅象牙塔风光.然而,这景象的背后,却潜伏着清华大学建校以来空前的危机――任期不到两年的清华校长罗家伦走了,政府派来乔万选接任校长一职,也被清华学生们请进了小礼堂,签署了“永不任清华校长”的承诺.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校长往往挟政治势力而来改造清华,与清华历来盛行的学术独立于政治潮流之外的自由主义传统相悖.
可是大学不能没有校长.一天,清华大学师生接到开会通知,又来了一位新校长,他要与大家对话.这新来的校长,就是本校教授,叫梅贻琦.
在就职演说当中,梅贻琦提到,一所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的教授.
“大学者,非为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的“大师说”,使清华师生对他有了良好的第一印象.其实“大师说”不是梅贻琦一夜之间想出来的.早年清华国学院成立,邀请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这四大导师,使清华成为中国国学研究的重镇,这其中就有梅贻琦的主张.那时,他是清华的教务长.就在梅贻琦就职演说时,被他尊崇的大师们也在静静聆听.清华自建校起就有尊崇教授的传统,梅贻琦的“大师说”,是将这个传统表述的更明确.他并不是把教授用来提高大学的声望,他是希望教授在学问和人格上,对学生起到教育和引导作用.
大学的首要任务是培养人才,但如何教育学生,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才,一直是清华大学争论不休的问题.而梅贻琦一直旗帜鲜明地主张,教育学生的首要任务,是成就学生完全的人格.他希望清华能培养博极古今、学贯中西的“通人”,而这种人只有“通才教育”才能培养出来.
清华师生就是这样看到了新校长的亮相,知道了他的想法.就在梅贻琦演讲的礼堂外,有一座清华毕业生捐赠的日晷,基座上刻着这样的字句：“行胜于言”.清华一向崇尚实干,师生们对这位新校长的态度同样如此.说是说,做是做,清华学子拭目以待.
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
好像是故意要让人失望,梅贻琦在发表了颇有新意的演讲之后,便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他似乎是整天躲在公文的后面,显得非常缺乏主见,他有一句口头语流传最广,叫作“我从众”.梅贻琦完全不同于那些被驱逐的校长,他没有独断专横,可是堂堂清华校长也不是这样无为而治随大流吧?是懦弱?是萎缩?是有所顾忌?
仔细观察,人们发现,沉默寡言的确是这位校长的性格,而并不是什么畏缩的思想作怪,人们逐渐理解和接受了梅贻琦寡言的性格.但不久后梅贻琦的作为就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梅贻琦开始从行政上削弱自己作为校长的权利.
二十世纪初,国内大多数知名大学都有“教授治校”的传统,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的“教授会”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由教授选出来的评议员和校行政首长共同组成“评议会”,作为“教授会”的常务机关,负责学校重大事务的决策.在具体问题上,梅贻琦可以从众,旁人对他的批评,他都接受.但是,在大的问题上,他不遗余力地倡导鼓吹.譬如在清华他崇奉蔡元培先生的主张,把“学术自由”当做办学的原则.
教授们都清楚,梅贻琦是为学术自由极大地尊崇着“教授治校”的传统.国民党取得政权以后,出于推行党化教育的需要,曾经力图摧毁“教授治校”,可是没有奏效.清华虽是国立大学,但办学资金来源于美国庚子赔款,并不依赖政府,所以能坚持“教授治校”的传统,那些要执行党国意图的校长就只好离开.梅贻琦上任后,不仅尊崇这个制度,并且把它的效用发挥到极致,教授们关于校政的决议他都认真执行,对于学术蛮横干预的事情没有了,教授的作用发挥了,梅贻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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