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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3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来自亚洲的女生开始转向人文社会学科,比如在中国学生中就有高达10人修读社会学,见表3、表4.有学者认为近代中国女留学生在选择专业上的倾向一直是重文轻理,其发展趋势是从早期的绝对偏重文科逐渐向理工科扩展.但巴伯奖学金的实际情况显然无法支撑这一结论.在密西根大学的中国女生从20世纪初开始,修读医学、自然科学、化学、物理学等理科学科的比例就居高不下；1930年代以后,修读社会科学的女生人数开始大增.这说明在国难当头之下,“科技救国”变得遥遥无期,中国的知识女性转而摸索“教育救国”等其他的救国途径.
4.设奖政策的变化
巴伯奖学金设立之初对申请者是否于密西根大学攻读学位并无明确要求,只要在获奖当年度能于该校修读一定学分者即可申请；在多年后奖学金委员会才严格要求申请者必须是在密大攻读学位的注册学生.此项规定的出台对于推动来自亚洲的女生获得美国名牌大学的学位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截至1954-1955学年,在284名巴伯奖学金获得者中除42人未能获得学位外,其余242人所获学位情况如表5所示：
而从1930年开始设立的巴伯助学金(BarbourFellowship)为亚洲女性在美国进行更高层次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机会.在1930-1933年间共有10人获得该项资助,其中5人来自中国,3人来自日本,菲律宾和印度各1人.10人中有4人以前曾经获得过巴伯奖学金,部分是已经获得博士学位后在密西根大学作进一步研究的.后来成为北京政府国务总理熊希龄夫人的毛彦文也曾是巴伯助学金获得者.根据她的回忆,她是经马寅初、胡适的推荐和帮助于1929年获得该项奖金的,每月80美元.在百岁高龄时,回忆起巴伯奖学金,毛彦文仍然印象深刻,称其“在东南亚各国造就不少女界人才.它的委员会经营捐款得法,1920年除普通奖学金外,又加Fellow-ship,每名每年200美元,得此种奖学金的人,须在本国学术界已有成就,由该国学术团体或大学推荐.”
巴伯奖学金设立之初就规定已婚妇女不得入选该奖项,如果在获奖期间结婚也将自动失去奖学金.在3位奖学金获得者因结婚而不得不辍学之后,委员会开始关注这一现象并适时改变了规定.所以到1954-1955学年时,在总共9名获奖者中有5人已婚.
三、巴伯奖学金与中国
中国女生赴美留学的重要渠道将巴伯奖学金的档案与梅贻琦、程其保的《百年来中国留美学学生调查录》相对照,能发现不少有意思的印证.1918年――巴伯奖学金正式设立之初,在当年赴美留学的26名中国女生中仅1人获巴伯奖资助；1922年――与吴贻芳同年赴美留学的49名中国女生中就有6名巴伯奖得主；到1937年受巴伯奖学金资助在密西根大学的中国女生数已高达14人,而该年赴美留学的中国女生也仅38人,可见该奖项已经成为当时中国女性赴美留学的重要渠道之一.
虽然1914年以后,清华留美预备学堂开始招收女生,女生得有机会获得庚款资助赴美留学,但人数远少于男性.晚清以后历届政府也曾通过外交部、教育部选拔过少数女生官费出国留学.但是近代以来,中国女生赴美留学最主要的途径仍是自费.自费的资金在早期多是来自家庭或其他个人(如金雅妹等受西方传教士的帮助),但随着中外交流机会的增多、中国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逐渐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女生能够申请到美国大学的奖学金,“出走的娜拉”可以不用依靠家庭、父亲和丈夫,凭借自己的能力,独立完成学业――这一点对于中国知识女性走向独立与解放无疑具有着极为重大的示范意义.而这些奖学金对于中国女性的资助与支持,没有任何一个能够像巴伯奖一样,坚持这么长时间,资助这么多人,有这么大的力度.
获巴伯奖的中国女生中有两位赫赫有名的中国大学校长――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吴贻芳(她是中国第一位女校长)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的王世静(1921年入密大,并获巴伯奖学金,1923年获化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厦门大学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28年受巴伯助学金资助重回密大研修,1930年回国后旋任华南女大校长).
1928年,刚刚从密西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吴贻芳很快就回到了母校金女大,实现了当初申请巴伯奖学金时所作的要将在美所学回报祖国的承诺.11月,在校长就职典礼的演讲中,她所阐释的办校宗旨――“造就女界领袖,为社会之用.现在办学,就是培养人才,从事于中国的各种工作等学校于国学科学并重,既培养了中国学者的思想,又能得到科学家的方法,然后到社会上去,才能应各种新的需要,运用自己所学,贡献给各种工作”.这也正是巴伯奖学金对于申请该奖的亚洲女生们的期望.
来自密西根的关注与追踪1920-1946年间一直担任巴伯奖学金委员秘书一职的卡尔卢福斯(w.CarlRufus)在任职期间多次来华考察该奖项在中国的情况,密大图书馆所藏卢福斯档案中有相当篇幅记载着他对中国女生的关注.卢福斯发现中国女生能够在各国申请者中独占鳌头,占据着半壁江山,得益于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她们中多数已在国内接受了系统的大学教育,来自圣约翰、沪江、国立中央、国立音专、南开、岭南、西南联大、交通等中国知名大学以及中国经济研究所等专业研究机构.
在卢福斯先生的笔下记录着多名卓有建树的巴伯奖学金获得者.在天津最著名的当属医学博士丁懋英.她有着传奇的人生,1922年刚从密西根大学医学院毕业回国,旋即接任天津北洋女医院院长职,是当时中国第一家公立妇产科医院的院长.同时还负责北洋女子学校,这也是天津最早的一家高级护士培训学校.她为天津周边的郊县开设了流动诊室,在传染病爆发期在附近乡村开办临时医院,为对抗结核病,她还专门经营了一个奶牛农场,提供牛奶.1928年,她还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火奴鲁鲁举办的泛太平洋会议.1929-1930年,她与毛彦文等一起获得巴伯奖的资助,以访问学者身份再度赴密西根大学研修.抗战爆发后,她在天津负责难民的医疗工作.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联合国救济总署、国民政府行政院救济总署华北国际救济会工作.
作为近代中国女子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上海是拥有巴伯奖得主最多的中国城市.曾任上海清心女中校长的著名教育家张蓉珍,当年也是拿着巴伯奖学金赴美求学的,密大毕业后,她又于191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抗战全面爆发前,卢福斯先生的中国之行到达上海时,曾经召集了多达18名在沪的巴伯学者,可惜当下已经很难找到这些巴伯奖得主的中文资料.
卢福斯猝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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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9月《底特律新闻报》(TheDetroitNews)刊发了题为“8名前密西根大学女生活跃在中日战争中”的报道,还配发了这8人当年5月在宋美龄召集的庐山妇女谈话会上与宋美龄的合影.在应邀参加该会的52名各界妇女代表中竟有8人毕业于密西根大学,而其中7人是巴伯奖学金得主.她们中除了吴贻芳、王世静之外,还包括当时著名的微生物学专家陶善敏(曾任国民政府研制预防药物的重要实验室的主任,1921-1924年在密大学习,毕业后曾在该校公共卫生系工作一年,后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并获博士学位.解放后任北京大学医学院细菌学系一级教授).
查阅《中国人名大词典当代人物卷》也能找到不少巴伯奖得主的信息.1937年在密西根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的何怡贞是著名的物理学家,中科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高兆兰是何怡贞的后辈,她1944年获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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