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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方面有关论文范文,与奉系军阀与奉天总商会在整顿金融乱象中的合作与冲突相关毕业设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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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奉系军阀统治东北时期,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和金融紊乱局面.面对乱局,张作霖联合商会,采取了一系列行政、经济措施,遏制了奉票急剧毛荒的趋势,恢复了金融秩序,并借对金融市场的整顿之机,推动了奉天金融的现代化.在这一进程中,奉天商会发挥了建言献策、具体操作的积极作用,功不可没.
[关 键 词]奉系军阀；奉天总商会；金融秩序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4）11-0047-03
张作霖主政东北时期,正值北洋军阀政治上纷争不断、军事上互相攻伐、社会秩序失控之时,这不可避免的波及到东北地区的经济,尤以奉天金融为最.奉天的金融秩序因国内局势而动荡,更兼日本商人乘机扰乱,掀起挤兑风潮,而一发不可收拾.
一、东北金融乱局
晚清以降,随着外国殖民入侵和清政府改良措施的推进,催生出了现代金融机构.在奉天地区,则是新旧杂陈,既有新兴的银行及其发行的纸币,又有大量旧式的钱庄及其发行的各种票据,更存在以金银为货币的更为原始的交易方式.各种类型的金融工具的存在,十分不利于金融秩序的维护.
张作霖上台之初,面临着奉票挤兑的严峻局势.1916年6月,张作霖在向财政部汇报的电文中,不无焦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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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中国商人和日本商人都参与的挤兑风潮,不仅存在于张作霖执政东北初年,它存在于整个张氏父子执政东北的全过程,并且有个明显的规律,即：在奉系军阀安于东北一隅,致力于发展经济之时,金融秩序总体平稳；在张氏父子不满足于东三省,积极向关内进取时,后方财政必然因军费开支浩大而陷于空虚,商民因恐慌而掀起挤兑之风,加之日人乘机作乱,金融秩序因而一发不可收拾.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奉系军阀军事上节节胜利,控制区域一度到达长江流域,盛极一时.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其大本营东北,金融却再次陷于混乱.1926年7月31日,奉票与现洋的兑换率已由1924年的1.5比1变为5.64比1,贬值率达276%.相反,当奉系军阀在关内战场上节节败退,缩回东北时,金融秩序却在张作霖的主导下,由商会配合,很快得到整顿,恢复良性.1926年,张作霖暂停与关内军阀的争夺,致力于整治治内经济,暂时遏制住了奉票毛荒的危机.
二、奉天总商会对治理金融的支持
1916年,张作霖上台伊始,面临着金融紊乱的严峻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他断然采取措施.首先,他采取行政与法律手段,刹住兑换风.通过“尽心访察”,“知其中把持操纵以奸商捣把为最大原因”,张作霖下令取缔钱商、严禁捣把,“一面谕知军警机关力查禁,嗣后倘有奸商仍施故技,一经查实,即将财产充公,并治以扰乱金融之罪,其有私至外人租地为前项投机事业者,查出一并从严罚办.”[2]在商人投机行为中,日人起着突出作用.当时的奉天地方政府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日本人自清末以来就一直觊觎中国,“日人与他国民性不同.自有生以来,即以倾害邻邦为该国精神教育,是以该国人性诸如此类.现在我省虽极端优遇之,而彼等破坏我邦之主意仍未须臾忘记”.更有甚者,某些在奉天政府内任职的日本人,借职务便利之机,“人地熟悉等对于我国金融极力破坏”.因此,引起了奉天地方的高度关注,并予以监视防范.
奉天总商会也积极配合调查,并根据张作霖查封钱币交易所的政策,将交易保证所改组为银钱现货交易公所,“以银行、粮商以及杂货行各商,用现交易”.并且为了保证交易秩序,商会派人于每日早晨上市时,实施监督,“不准再有买空卖空行为.此后各钱庄并不准其上市交易”,并作出预判,“如此严定限制,庶不致再蹈从前之覆辙,而钱粮杂货各行归实买卖亦不至再有意外危险,将见市面营业日见活动”.[3]
在张作霖“谕知军警机关力查禁”的命令下,以及在奉天总商会作出的报告的基础上,奉天警察厅对市场进行了详细调查,并将结果汇总报告于张作霖,对“日本车站有奸商买卖金票”的说法给予了证实.根据调查员刘兆祥报告,奉天取引所内“日本钱商保商号、天福银号、天和、东公盛和万兴隆等五家并无买卖,仅有当公司,由福安银号以奉票一元三角零二买妥金票五千元,午后亦无买卖等情”.[4]由此可见,在张氏严厉作风与商会密切调查下,在奉天日人有所收敛.
运用行政和司法手段虽然能起到遏制兑换之风的明显作用,但要长期稳定金融秩序,必须依靠经济手段,即升级经营方式,制定规范经济的细则.稳住阵脚后,奉天总商会又提出进一步解决措施,即取缔钱庄,把银钱现货交易公所作为临时主要交易场所.这是一个涉及众多钱庄的改革措施,不可避免的会损伤被取缔者的利益,只是“为整顿市面金融起见,不得不改弦而更张”,而在政府的铁腕治理下,众商也不得不“对于改业多表赞同”,其结果是“除旧有山西钱铺如富森峻等商号,向来专放贷款接济市面工商,其性质与钱庄营业不同,不在取缔之列,应照旧营业外,至各钱庄如世合公、永昶厚、义和同等号均已声明拟改银行.又有改组金店、银炉暨洋货店者.其余各钱庄暂无定议,亦因各有困难情形,仍由商会督促,俾令速改行业,一俟有具体办法,再为另文详报.”[5]
奉天总商会还制定出《奉天银钱现货交易公所章程草案》,作为银钱现货交易公所运营的准则,其第一条就开宗明义,“本所以通融银钱现货、杜绝卖空买空为宗旨,定名为奉天银钱现货交易公所.”《奉天银钱现货交易公所章程草案》还针对外国经营者做了限制,“如外洋商家有交易者,应觅中国方面之银行或其他商号代理之；”[6]
由于众多的钱庄是商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奉天总商会在取缔钱庄的同时,协助钱庄向现代金融形态转换,合并、改组为银行.首先是钱商永昶厚与义和同钱庄强强联合,成立奉天实业银行,“各在案商号在奉经营钱业,迄今二十年,以时势之所趋,图营业之发展,刻拟与义和同钱庄合集资本,并另筹股款若干,组织一奉天实业银行.”奉天实业银行为吸引资本,规定“省中取销各钱庄,如愿附入银行认股者,并不限制.”并且明确向政府表态,不参与投机行为,“至银行主要营业,概遵照东北银行章程办理,并不买空卖空及一切投机事业.”[7]经过长期不懈的整顿,到1924年,奉天出现了金融稳定的良好态势.
三、奉天总商会与奉系军阀的冲突
奉天总商会代表了奉天全省工商业者的利益,张作霖代表了地方军阀利益,其发展经济的很大目的是为了增强军事实力,出兵关外,争夺更大的地盘和权力.因此,二者不可能总是合作一致,而是时有矛盾发生.在这方面,兴业银行风波就是突出的一例.
奉天兴业银行的前身是奉天农业银行,系官办,成立的目的是救济灾情、恢复农耕.1913年,因资金不足,吸纳商人股份,改名为奉天兴业（总）银行,总行在省城沈阳,下设辽阳、东丰、通化、盘山四所分行.
1916年,兴业银行面临亏损局面.奉天总商会联合铁岭商会、开原商会、法库商会等20家商会,向张作霖提出申请,退还官股,独归商办,其理由是“查兴业银行发起之初,原系商办,后加官股,数载经营,已经日见发达,信用卓著,各城周知.忽于本年春间,段前上将军威力逼迫,改换局面,任用非人,越时八月,损失数十万.在官家虽曰财政困难,区区之数尚不足惜.而在商股,七十万分别担任,不下千数百家.值此财源竭蹶之时,回首前因,殊堪痛苦.”,因此请求张作霖“俯念商情,准归商办”,“退还官股,倘有亏赔,亦甘认折扣”.[8]而且,商会早已做好准备,“现已到省二十一处商会公共担任借款一百万元,并赶紧付账,收还纸币,然后续招股本,诸事收缩,由小而大,次第进行,”[8]一等张作霖做出肯定批示,就实施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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