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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类论文范文素材,与西方马克思学在中国相关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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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方马克思学”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关系的争论随着“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复兴,一些国内学者对“西方马克思学”的意识形态性非常敏感,撰文批评“西方马克思学”研究过分强调“马克思学”的学术性,忽视了其意识形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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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必须区别“马克思学”与“西方马克思学”.对二者不加区别,以批判“西方马克思学”的语调来批判“马克思学”,是缺乏学理依据的.既然存在“苏联马克思学”,“中国马克思学”的提法就不存在问题,毕竟在苏东演变后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已经落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肩上.就“西方马克思学”而言,它无疑是具有意识形态性的,但其意识形态性要少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更不用说苏联教科书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了.面对马克思的文本（特别是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样新发现的文本）,“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采取的是“六经注我”的解读方式,“西方马克思学”采取的是“我注六经”的解读方式.两种路径无优劣之分,但“我注六经”的意识形态性小于“六经注我”,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至少“我注六经”式解读（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汉学”）的意识形态性是被有意压抑的,不像“六经注我”式解读（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宋学”）有意张扬这种意识形态性.“西方马克思学”的“去意识形态性”是其特征,失去这一特征就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区别了.
其次,“去意识形态”并非“无意识形态”.正如“回到马克思”的进路并非意味着马克思文本研究者可以真的回到马克思一样.韦伯提出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中立”原则,但韦伯并非实证主义者,他特别强调研究者的价值追求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这就是说,研究者必定是有价值立场、价值追求的,但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要尽量保持价值中立即客观性.在韦伯那里,价值性与客观性并不矛盾.同样地,对于“西方马克思学”来说,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也不矛盾.
因此,决不能忽视“西方马克思学”的意识形态性.但“西方马克思学”的意识形态性并不在于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只是“西方马克思学”左、中、右三种进路中的一种.总体来看,“西方马克思学”并不比所谓的“修正主义”更凶恶.因此,我们要避免以偏概全,更要避免以“解构马克思主义”的“伪装论”、“阴谋论”等人为地制造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换句话说,对待“西方马克思学”的意识形态性,我们要习惯于以学术话语而非意识形态话语来进行述评.
“西方马克思学”的意识形态性首要表现在其偏执于“学术性”.打着“学术性”的旗号,声称“去意识形态”,这本身就是一种对“过度意识形态”的抗议,因而“去意识形态”口号本身就具有意识形态性.“西方马克思学”偏执于“学术性”,这既是其特点,也是其相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缺点.它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死的东西,缺乏对现实问题的关注,缺乏在新的时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实践精神,注定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史的主流.实际上,列宁、毛泽东等经常批评知识分子身上存在这些弱点,这也确实是知识分子（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需要不断自省并力争加以克服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西方马克思学”研究,是服务于马克思文本研究,而非对苏联马哲史教科书体系正统性的捍卫.因此,对“西方马克思学”意识形态的批判,不能偏离这一主旨,否则就会形成对马克思文本研究不必要的外部干扰.“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重心,应该适时转向加强学科建设以及以第一手资料对“西方马克思学”最新动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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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说,必须首先讲清“西方马克思学”的意识形态本质.但强调“西方马克思学”的意识形态本质并非“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全部内容,甚至不是其主要内容.对“西方马克思学”意识形态本质的评论,陈先达等著《被肢解的马克思》、孙伯等著《西方“马克思学”》、叶卫平著《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已经讲得非常完满,我们不可能再讲出更多的道理来了,否则就容易讲过头话.
四、中国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者的学术自信与中国声音
中国学者从意识形态高度批判“西方马克思学”的历史使命,已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完成.学术上的争论最终只能通过学术方式来解决.意识形态正确并不意味着学术上令对手信服,不意味着能赢得对手的尊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问题上,苏联马克思主义学界有过这方面的深刻教训.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重要著作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等在中国得以翻译出版和传播.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更多的是服务于革命需要,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宣传是当时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首先是通过日本这一中介,然后是学习和引进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包括米丁等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在此期间,日本和苏联的许多马克思主义宣传和研究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毫无疑问,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中国是日本和苏联的学生.
新中国成立后,在苏联专家帮助下,中国开始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的母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甚至连出版前言也是译自俄文版.苏联专家还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帮助建立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新中国成立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仍然是苏联的学生.
改革开放后,随着西方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思潮的大量涌入,中国学者突然发现,我们不但是苏联的学生,也必须先屈尊当西方的学生.不过,面对西方学术思潮,中国学者不像面对苏联学者那样甘当学生、虚心学习,而是有着学习（学术方面）与批判（意识形态方面）的纠结.但无论经历怎样的曲折,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水准有了很大提升,越来越与国际学术接轨.具体到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我们当了近一个世纪的学生,现在到了我们与国外学者开展平等对话的时候了.如果我们现在仍然纠缠于“西方马克思学”的意识形态性,很大程度上是学术不自信的表现.
当然,学术自信的基础是实力,而马克思文本研究就是夯实学术实力的重要途径.在马克思文本研究方面,伴随MEGA2的出版,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与国外学者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这就为中外学者开展平等学术对话、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国际学界发声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因此,我们现在开展“西方马克思学”研究,不是仅仅为了驳倒西方学者,而是为了提升我们自己的学术水平；不是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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