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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行政类有关论文范文集,与陈独秀未能发表的两份声明相关毕业论文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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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狱后,他越来越感到中国的“托派”是如此地
不近国情、不切实际
1931年5月,中国四个“托派”组织在上海召开统一大会,确定反对派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因其国际性的领袖人物是托洛茨基,所以大凡都通称为“托派”,因托洛茨基的推崇,陈独秀当选为中国“托派”的总书记.
陈独秀很乐意这个总书记的工作,又是办刊物,又是发文章,可是,刚刚统一的“托派”注定是个松散的组织,他的很多主张不能为年轻的“托派”所接受,在这些狂热的年轻人眼中,陈独秀仍然是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们不赞成陈独秀关于抗日战争是革命战争的论断,继续鼓吹“工人没有祖国”,“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主张,这当然不能为陈独秀所接受.他们没完没了地争论,注定了陈独秀与“托派”关系的终结.
这个所谓统一了中国的“托派”,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被国民党追捕得东躲西藏,几无宁日,而更糟糕的是内部叛徒迭出,以致将中国“托派”推至消亡的境地.1932年10月16日,“托派”中央常委秘书谢少珊在出卖“托派”四个中央常委后,又出卖了陈独秀.当天下午7时许,陈独秀即被捕,并于19日晚被解交首都卫戍司令部,后又被关押在军法部军法司监狱,不久即移交江宁地方法院监管.1933年4月26日,江苏高等法院以所谓危害民国罪,对陈独秀进行宣判.自此,陈独秀便被移至江苏第一模范监狱（又称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
中国“托派”群龙无首,残存的“托派”分子虽又成立了临时委员会,但也只能搞些躲躲藏藏,东戳西打的小把戏.刚入监的几年,陈独秀还发表一些意见,对中国的“托派”予以指导,可是,他逐渐发现自己的意见竟然遭到大多数年轻“托派”的排斥,尤其是他的建立广泛的抗日联合战线的主张,几乎在年轻的“托派”中毫无讨论的可能.
1935年1月,年轻的“托派”在美国“托派”头目格拉斯的支持下,背着陈独秀更改中国“托派”的名称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重新成立领导机构,随后又逼迫陈独秀“改正错误”.陈独秀岂会就范,于是便被开除出“托派”.和当年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开除出党相比,陈独秀变得冷静和淡定多了,只是斥责格拉斯这个外国人“不懂中国国情,乳臭未干,毛手毛脚,摆出‘国际代表’的架势来吓唬人”.
托洛茨基不同意格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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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狱后,陈独秀越来越感到中国“托派”是如此地不近国情、不切实际,大敌当前、民族危亡之际,他们还将国民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作为同等的敌人,躲在上海亭子间里继续两个拳头打人,既反对国民党又反对共产党,并自以为最最革命,太荒谬太没有血性了!陈独秀对中国的“托派”彻底失望了,当有人劝他去上海重振“托派”时,他一口拒绝了.老友包惠僧前来探望时,他明确地相告自己已不是“托派”,而认为“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并有意发表一纸声明.
“他再不属于任何党派,陈独秀只代表陈独秀个人”
“托派”一直是纠缠陈独秀的心结,他告诉老友包惠僧,如能通过报界以访谈的方式,告诉公众自己与“托派”的关系,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包惠僧在新闻界有许多熟悉的朋友,通过他的联系,中央日报社社长程沧波同意与陈独秀见面.两人会面后,陈独秀满心欢喜,可程沧波却摆着不冷不热的面孔,端着官家报人的做派,这令陈独秀如坐针毡,很不舒服,谈话没能顺利地进行下去.陈独秀忍而不发,毕竟是找别人办事,故一改往日狷介的作风,还是写了一张小纸条,希望程沧波能在《中央日报》发表.纸条上写道：
“陈独秀,字仲甫,亦号实庵,安徽怀宁人.中国有无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
“托派”的存在是既成的事实,而他还曾是中国“托派”的总书记,陈独秀何以说“中国有无托派我不知道”呢?联系稍后他给托洛茨基的长信中所说“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联系他惯作偏激过头的言论,显然是有意否认它的存在,抑或还有别的什么意思,令人费解.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多次言明“我不是托派”,他同包惠僧、王文元等都说过类似话,即“他再不属于任何党派,陈独秀只代表陈独秀个人”.
陈独秀哪里知道,四年前他就与程沧波打了一场未曾谋面的笔墨官司.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以“危害民国为目的,集会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宣传”的罪名,对陈独秀开庭审判.陈独秀和他的辩护律师章士钊在法庭上雄辩滔滔,将国与政府做了法理的区别,认为反对政府并非就是叛国.陈独秀说：“若认为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民权之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即属‘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不曾经‘叛国’,即国民党亦曾‘叛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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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辩护言论在报端公开后,一时间言论纷纷,博得不少附和之声.时任中央日报社社长的程沧波年轻气盛,更出于维护国民党政权正统的立场出发,立即撰写并发表社评：《今日中国之国家与政府――答陈独秀及章士钊》,社评当然不会署作者的姓名,陈独秀当然也就不知道社评的作者是程沧波,如若那样,依陈独秀之脾气,不可能去找程沧波.这篇社评极力辩护“今日法律上国民党与国家关系”,“国民党至少在现行法律上,在现存制度下,即为国家.国民党此种资格,由法律所赋予,由事实所造成等反对并图谋颠覆国民党者,即为危害民国,亦即为叛国”.这场关于反对国民党反对国民政府是否叛国的笔墨官司,一直由章士钊与程沧波在打,而陈独秀则在服刑中.
陈独秀不知就里,想借《中央日报》的方寸之地,发表一纸不足四十字的声明,可程沧波却因四年前的那场笔墨官司而与陈独秀结下梁子,当包惠僧托他发表这一纸声明时,他碍于情面,口中只以“试试看”相敷衍.其实,陈独秀的这份声明,与“党国”的声誉毫不相干,将其排在《中央日报》的任何版面,都不会造成任何负面影响,对程沧波来说是举手之劳,而对陈独秀也仅仅起到表明“我不是托派”而已.可就是因为陈独秀是“党国”的敌人,程沧波就是不给陈独秀这个便利,一直压着不让见报.
陈独秀似乎知道这种结局,声明交递后再也没有催问,不过对于“我不是托派”的声明,却一直没有忘怀,除在给朋友的信及言谈中提及,还在给《新华日报》的信中强调：“我经过长期入狱和战争中的交通梗塞,中国是否还有托派组织存在,我不甚知道等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说话,不愿意为任何党派所拘束.”
这之后,战火越烧越大,时局越来越糟.陈独秀也因战乱而不断地搬迁流浪,确也无暇去追问两纸声明的发表与否.他在号召“民众蜂拥起来,疯狂起来,热心抗战”时,也投身其中,早将个人的荣辱得失置之脑后.
（责任编辑/穆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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