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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伤痕文学”思潮从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大陆产生后,就一直成为中国文学家和批评家关注的焦点之一.“伤痕文学”研究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笔者认为三十年来“伤痕文学”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七十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主要围绕社会主义能否出现“暴露文学”和悲剧以及现实主义的大讨论展开的；第二个阶段就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这一时期对“伤痕文学”研究的角度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深入.
关 键 词：“伤痕文学”研究；现实主义；流变；类型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8-0000-02
“伤痕文学”从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大陆产生之后,就一直成为中国的文学家和批评家关注的焦点之一.新时期小说是以“伤痕文学”为开端的.粉碎“四人帮”后,作家敏锐地感应着人民的意愿和历史的要求,自觉肩负起时代赋予文学的使命,通过真实的描写、大胆的揭露、愤怒的鞭挞、由表及里地触及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实质.1977年11月,刘心武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是“伤痕文学”的发端之作,继而卢新华发表了处女作《伤痕》,形象地概括了“文革”给人们造成的严重的心灵创伤,从而激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接着一大批揭露批判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和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的文学作品,以一发不可收拾的势头冲决了种种思想禁锢,冯骥才的《啊!》、宗璞的《我是谁?》、张贤亮的《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等伤痕小说都揭露出“文化大革命”的专制主义性质.关于“伤痕文学”的研究,本文认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关于“伤痕文学”的研究主要围绕着社会主义能否出现“暴露文学”和悲剧以及现实主义的大讨论展开的.如陈恭敏的《伤痕文学小议》[1]王继志的《“现代迷役”和悲剧――谈〈枫〉的思想意义》[2]张奇虹的《悲剧的生命力与时代精神》[3]等等,这些研究都没有跳出“暴露文学”和悲剧大讨论的框架.以下是“伤痕文学”研究的具体分析：
以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为先导的“伤痕文学”发表之后引起巨大的反响与讨论.黄安思将揭露、控诉、批判“四人帮”的文艺作品称为“向后看的文艺创作”,他认为此类作品的“方兴未艾”,同三中全会提出的“团结一致向前看,团结一致搞四化”的口号很不协调,他主张应当“提出文艺向前看的口号,提倡向前看的文艺”.[4]随后李剑在《“歌德”与“缺德”》中指出：“那些暴露林彪、‘四人帮’的罪恶都应归入‘缺德’之列”；而且他认为“把洋人的擦脚布当作领带挂在脖子上,大叫大嚷我们不如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人,虽然没有‘歌德’之嫌,却有‘缺德’之行.”[5]他宣泄了对伤痕文学的强烈不满,极力主张的是新时期文学应该是“歌德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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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更有中肯评价或声援“伤痕文学”的文章,内容涉及到“伤痕文学”产生的历史原因、思想艺术特色及其价值等方面.如王朝闻认为“欢迎不欢迎《伤痕》这样的作品,应当说也是一种思想斗争”,这种思想斗争包括了“文艺思想斗争和非文艺（政治）思想斗争”[6].在他看来,黄安思和李剑的文章侧重于政治思想斗争,过分地强调一种文化专制的风气.在不少人看来,“伤痕文学”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在经过十年文革后,“这样丰富、悲催的社会生活,要想不反映不表现,绝无可能”；“人民长期受到精神压抑,失去了畅所欲言的自由,心头都结着无数感触和要求,要想不倾斜不迸发也绝无可能.”[7]
与此同时,“伤痕文学”以及随之而来的有争议的作品的讨论,也引发了对现实主义的重新认识.新时期的批评家们通过对“文革”时期“假、大、空”的虚假现实主义的批判,进而深入到对十七年现实主义理论的反思.在新时期,真实性再度成为现实主义问题讨论的焦点.尽管批评家们对于真实性的理解不尽相同伸着彼此抵牾,但把恢复文学的真实性视为恢复现实主义精神的第一要义,却是讨论者的共识.洁泯说：“文学只要离开了现实的真实性,也就失去了现实主义,失去了艺术的生命力,文学的认识作用以及它的反映现实的功能等等,就将无从说起.”[8]从“伤痕文学”的创作状况来看,真实性的刻画是群众支持的最为重要的一点.《神圣的使命》《大墙下的红玉兰》等作品,不仅是敢于面对并揭露“四人帮”控制下的真实的社会现实,同时还在真实的基础上,正确积极地现实了社会矛盾的解决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形成了一股“向下看”、向生活、向人性回归的文学潮流.
悲剧问题是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审美取向与审美品格.孔捷生的短篇小说《在小河那边》中,力图展现在文革“血统论”的错误导向下所造成的悲剧.就以“伤痕文学”因其表现出来的那张低沉,压抑,阴暗,感伤等悲感情绪所形成的争议来看,它涉及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悲剧的定义,悲剧的冲突和悲剧人物等问题；世纪到社会主义时期悲剧的成因及其特征等问题.另一方面,关于“伤痕文学”的论争揭示了它的悲剧品格,使得“长期在里理论上纠缠不清的问题”,“从实践上有所突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9]何西来等人指出,社会主义时期的现实生活中是否存在悲剧,不是抽象、空洞的理论问题,“伤痕文学”的题材就是来自现实生活中的悲剧,而且它们的冲突也多有悲剧性.肖殷在批驳“歌德派”的责难时,也肯定了“伤痕文学”的悲剧品格.他说,悲剧的目的“就是让人们看过之后,引起悲伤、难过、痛心、进而激起悲愤、仇恨,最后则可能爆发出复仇、战斗的激情.”“悲剧同样可以鼓起革命激情,并激动人们为消灭反动势力而奋斗的斗志和决心.”[10]
“伤痕文学”研究的第二阶段从八十年代中期至今,研究的角度越加丰富,成果较有深度.
首先出现的是对“伤痕文学”的局限进行反思的文章,较早的有周绍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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