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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小说概念发展曲折复杂,其起源与说唱文学有密切关系.考古材料的发掘,将小说与俗赋两种文体联系起来,发现二者在源起、题材内容和艺术特色方面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选取近五年来关于研究此问题的六篇论文做一综述,梳理研究情况,厘清观点,以期对此问题有更清晰的认识,便于来者继续研究.
关 键 词：小说俗赋《神乌赋》
我国文学王国中,文体众多,其中不乏像辞、赋、戏曲等这样极富民族特色的文体.小说是众文体中比较特殊的一个.“小说”一词的出现最早见于《庄子外物》,此时并不是一个文体概念；而现代学者的研究一般认为,迟至唐代传奇的出现,才产生了接近现代小说文体的概念.而小说被正式与诗歌、散文、戏剧列为四大文体,乃是近代梁启超首为.从先秦至唐代,唐代至近代,中间各自跨越数百年,就可见小说发展的源流多么曲折和复杂.
文体之间的关联研究是比较有价值和意义的.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和深刻地了解我国文学的发生、起源和发展变化.俗赋和我国古代小说的关系研究就是其中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一项研究,而且目前可供研究的空间还很大.本文仅选取近五年来的六篇论文做一综述,对此问题做一管窥.
一、关于俗赋的猜想和发现
我们很难将赋这一典雅恢弘的文体与“俗”联系到一起.但一次考古发掘让人们第一次将二者联系起来,并发生关于“俗赋”的猜想.伏俊琏在《俗赋的发现及其文学史意义》一文中记述了此次考古发掘：“1900年,敦煌石室出土的文书中,有一些以‘赋’名篇的作品,或者讲一段生动的故事,或者用诙谐的语言进行描写,主题无关政治教化,语言大量用口语,句式多用民间歌谣形式,如《燕子赋》、《韩朋赋》、《秦将赋》等,与传统的赋作大相径庭.”①118这次考古发掘,让学界相关研究者发现了一种新的文体――俗赋.②这批在敦煌石室中发现的赋作,被称为敦煌俗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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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敦煌石室中发现的这批俗赋让人猜想俗赋最早出现于何时.1993年3月,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村汉墓6号墓中发掘了抄写在20片竹简上的《神乌赋》.这篇赋用拟人化的手法讲述了雌雄两只鸟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该赋基本上运用四言韵语,焕韵自由,语言通俗,和敦煌俗赋颇有相似.廖群在《汉代俗赋与中国古代小说发生研究》中说：“据该墓所出永始四年（前13年）武库兵车器集簿元延元年（前12年）历谱,元延三年（前10年）五月历谱、元延二年（前11年）历谱等标有纪年的简牍大致判断,该墓下葬时间为西汉末年汉成帝时代.那么《神乌赋》的撰写时间至迟亦当在西汉后期之前.”③116
除了《神乌赋》的发掘,另外还有一次考古发掘也佐证了汉代已有俗赋.晋干宝《搜神记》中有《韩凭妻》故事；在敦煌莫高窟中所出唐代通俗文学作品中,有《韩朋赋》一卷.容肇祖先生于上世纪30年文《敦煌文本<韩朋赋>考》,推测在《搜神记》之前,韩朋传说即已产生并在民间流传.1979年,裘锡圭先生在敦煌马圈湾发现了汉代烽燧遗址残木间的一简,记载了韩鹏故事的片段.④廖群《汉代俗赋与中国古代小说发生研究》说：“韩朋故事残简的抄写时代,大概不会超出西汉后期和王莽新朝的范围.”③117伏俊琏在《俗赋的发现及其文学史意义》中说：“1935年,容肇祖先生在《敦煌本韩朋赋考》一文中推断,西汉时期民间可能已有这种叙说故事、带有韵语以使人易听易记的赋体作品.《神乌赋》的出土,证明了容先生推断的正确.它把俗赋的历史由点拉成了一条线.”
伏俊琏和廖群在论文中一致认为,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汉代赋作的实际情况,“汉代一定有大量类似于话本的讲故事的俗文学作品流传,其中很多应该就是以故事赋的形式存在的”.③117
二、俗赋和古代小说的关系
(一)在源流上的关系
廖群《汉代俗赋与中国古代小说发生研究》认为,“俗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与小说划约等号”,“汉代俗赋实际上就是汉代的类小说”.廖群是这样论证的：他认为先秦有“说体”,且包括“说”、“传”、“语”三类；“说”指说讲故事,“传”主要是讲史,“语”指传闻故事.“小说”属于“说”中之小者,即“说体”中来自民间的“传语”部分,“街谈巷语”、“道听途说”、“闾里小知”、“刍荛狂夫”,不属于宫廷中的讲史说事.
伏俊琏《俗赋的发现及其文学史意义》认为,故事俗赋以叙“事”为主,论辩俗赋以辩“理”为目的（有时只重视辩的过程,并不太关注辩的结果）,歌谣体俗赋以写“物”为表现手法.“事”要生动,要有矛盾冲突,这本来是“小说”的职责.所以六朝以后,故事俗赋逐渐让位并依附于小说.
张鸿勋在《探寻俗赋的流变踪迹――简论敦煌俗赋与后世文学》一文中认为,“赋体的兴起等成为了促进我国古代小说形成的因素之一”.文章援引郭绍虞先生在《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一文说：“小说与诗歌之间本有赋这一种东西,一方面为古诗之流,而另一方面其述客主以首引,又本于庄、列寓言,实为小说之滥觞.”程毅中先生在《古小说简目》、《唐代小说史话》,俞晓红《佛教与唐五代白话小说研究》中,径直将敦煌俗赋中故事性较强的赋视为“小说”予以论述.
苏腾在《先秦两汉故事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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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齐洲和李平的《曹植诵俳优小说发覆》的观点较之前几篇论文比较独特,颇多新见.曹植诵俳优小说数千言之事载于《三国志魏志》卷二一《王粲传》裴松之注“邯郸淳”所引《魏略》.论文经过多方论证,首先驳斥了一种错误观点,即人们错把俳优理解为俳谐,而把小说理解成故事,从而错误地认为俳优小说就是俳优讲说的笑话故事.为俳优小说正名之后,论文进一步追问：笑话故事何以要“诵”,什么样的笑话可以有“数千言”?作者的观点是：“曹植‘诵俳优小说数千言’,所诵应是‘俗赋’.”⑤论文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论证这一观点：其一,从体制上看,在东汉末年的俗体文艺中,只有“俗赋”才可以有“数千言”的篇幅,而笑话故事都很短小.其二,从表演上看,在俗体文艺中,俗赋是需要“诵”的,而笑话、故事只需要讲说.其三,从语源上考虑,“稗”汉魏读音“排”,“排”与“徘”通,“徘说”与“稗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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