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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治论文范文集,与农村政治文化何影响村民自治:对L村和D村的个案考察相关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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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特点：（一）现代政治文明观念模糊
⒈把政治文明仅仅理解成物质生活丰富之后必要的精神满足,而没有把政治文明看作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尽管经常会谈及时事政治,但大多是对现实的抱怨,是以个人偏激的意见来理解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现象.不知道政治文明所包含的内容,甚至将日常的文明礼貌看作是政治文明.
⒉把政治文明过程仅仅看作是少数服从多数的简单民主化,而没有把政治文明看作是不断听取群众意见,最终凝聚成共识的过程.因此,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听不进少数人的正确意见,决策简单化,导致许多工作出现失误.例如：我们在对L村的调查中发现,2006年,该村在解决每户门前土地因种树出现的问题时,根据村民的选举投票,决定把每户门前的树木全部砍掉.因为在该村,有些农户门前面积较小,没有地方种植树木,但是看到门前面积较大的村民可以种树感到不公平,就建议村委会进行公平处理.结果是村委会“公平地”让每家门前都没有了树.但是,一年后还是有人在原来的位置植树.当时就有人建议应该量化每户门前的土地,而不是简单的砍树,但支持此建议的占极少数.①
（二）对政治文明理解有偏误
在调查中我们明显地感觉到,一些村民和村干部把政治文明看作是简单的个性扩张,他们认为民主就是不受约束甚至可以任意诋毁政府或他人,而没有意识到民主应是一个公开透明、相互尊重、平等交流的过程,是在法治轨道上实现的公平与公正.比如D村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村民F与村委会主任有些个人恩怨,在几次村民会议上,村民F公开指责刚上任的村委会主任在计划生育问题上包庇其亲戚L.为了澄清事实,便于以后开展工作,村委会主任要求镇计生办调查此事.经调查,村民F的说法并非事实.镇分管计划生育的领导严肃批评了村民F,该村民辩解说,村民会议不是发扬民主吗?别人发言,我为什么不能发言?还有不少村民也认为村民F的做法是正确的.②
在L村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该村有4亩机动地,按照村规民约,谁承包谁就向村委会交一定数量的承包款.2005年前是村民C承包的,在村民C承包以前,村委会讨论过承包款是多少,承包款什么时间交.此后每年实际交多少承包款也会在村民会议上通报.2006年,村民C到浙江打工,不愿意继续承包这4亩机动地,便把土地转给村干部W的儿子承包.按说村干部W的儿子应该继续缴纳承包款.但自从他接手这4亩机动地后,从来没缴过承包款.村委会此后也没有讨论过这4亩机动地的事情.③
（三）选举投票作为人情礼俗的回报
人情礼俗文化在农村社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人们要在村落共同体内生活,不仅要接受而且必须遵守.我们在D村和L村调查时发现,儿子娶媳妇、女儿出嫁、老人发丧、小孩满月,往往都能体现出农村的人情礼俗,也是村民们建立人情关系的重要时机.“来而不往非礼也”,人情的回报不仅可以通过婚丧嫁娶来体现,而且可以通过村委会的选举过程来体现.在该村的上一届选举中,人情回报使村委会选举这样一个体现民主与法制的严肃工作带上了关系学色彩,投谁的票和不投谁的票,不是看他是否具备胜任村干部的德才条件,而是看他是否与“我”有人情,投某人一票就能送他一个人情或还他一个人情,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选举投票就成了一个回报人情或者建立人情关系的机会,这就使村干部人选的标准被扭曲了,使法制屈就于人情礼俗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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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宗法家族意识过强
“中国古代社会的各种组织形式虽然随着历史的发展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形式,但由氏族公社遗留下来的,以父系家长为中心的,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原则的宗族制却能超越历史变迁的轨迹,生生不息,世代接替地留传到现在.”[2]因此,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家族制度是传统中国农村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了解村落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途径.宗法家族制度衍生出宗族政治文化.在宗族政治文化中,宗族是个人生活的核心,宗族成员有着浓厚的重亲情、重家族利益的色彩.宗族利益高于个人,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宗族成员在行为上必然维护本家族的利益.现阶段,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农民的这种宗族意识依然严重,具体表现在村委会选举、村务决策和管理中,大姓家族往往能够利用在村中的地位操纵选举,进而影响决策和管理.
过于强烈的宗族认同使农民的利益取向发生了偏移.D村和L村都是聚族而居的村落,在宗族观念作用下,村民的“族民”意识强于“公民”意识.过于强烈的宗族认同使他们缺乏对乡村法理性权威――乡镇政权、基层党支部和村委会的信任和认同,使国家权力的行使和国家意志的贯彻不够顺畅.在处理国家、集体和家族利益问题上,事事、处处重家族利益得失和内部的关系资源,缺乏大局意识.
三、农村政治文化对村民自治的影响
（一）造成村民民主观念的缺失
传统中国是民主观念较为缺乏的国度,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留给了我们过多的忠君、等级思想,它在人们的政治心理和思想行为模式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同时,作为一个后发型民主国家,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同西方原生型民主制度不同,“在后发型民主国家,主要是其政治精英接受了公民文化,在急于现代化的心理驱动下,往往是在民主文化比较滞后的前提下直接建立起民主制度”.[3]同样,中国的村民自治对于大部分村民而言,不是原生型的,而是国家为了推行全国范围内的政治民主目标,实现占据中国绝大部分比例的农民的现代化而培养具有现代民主人格村民的“舶来品”.这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虽然建立了初步的民主制度,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民主观念的支撑,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时时会反映在村民的政治思维中,影响着村民政治行为的实际选择.（二）造成村民自治主体意识的缺失
村民自治的主体应当是村民.然而,在几千年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体制下,农民完全被排斥在权力机构和政治生活之外.在这样的政治专制的文化等级境遇中,培养的只能是奴仆和附庸的政治人格.小规模的农业生产方式也决定了村民只能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放在维持自己和家庭基本生存需要的资源――土地上,农民不能也无法进行政治参与,这种“先天的不足”必然导致农民主体性的缺乏,导致他们不能够自己代表自己,而只能由别人来代表.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不能够自己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之上的权威,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它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露和阳光.”[4]例如：L村在上届村委员会选举时就出现了舞弊现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委会选举是村民自己的事情,选举后应该当众进行唱票.但村干部让村民等镇领导来做最后宣读,该村村主任就利用中间的空隙将选票掉包,最后该村主任顺利“当选”.①
（三）造成村民组织能力不足与公共观念的缺失
长期以来,习惯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方式使得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只能围绕家庭,没有一个较严密的组织去领导他们,他们便形成了自己支配自己的习惯.只能以个体的方式存在,缺乏组织性,不易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对于各种组织生活,农民大多不感兴趣,对村民自治也不例外.在农民中间,虽然也有互助合作的行为和实践,但很少产生超过这一范围的各种自愿的联合,以解决单个家庭在生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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