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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部级方面论文范例,与官员贪多久才被抓相关论文摘要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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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初次腐败行为的平均年龄为47.48岁.带病提拔的省部级官员,其平均经济腐败时间在10年左右,绝大多数是5年到15年之间.”2012年12月中旬,一则题为《“带病提拔”官员初次腐败多在47岁》的新闻让舆论起了波澜.一位名为“元勋”的网民评论：“中国官员真幸福,贪了十年才落马,活够本了,人生可没有多少个十年呢.”
新闻的源头始于香港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系博士生刘九龙在第二届中国廉政制度创新学术研讨会发表的论文《中国内地落马官员带“病”提拔现象研究》（以下简称研究）.刘称,他从2011年11月着手收集样本以及资料,所选择的43个省部级落马官员案例,来源于2002年至2011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年度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年度工作报告》、中纪委监察部新闻通气会、《建国以来党政干部违法违纪大案要案索引》以及网络检索.
“带病提拔”为常态
刘九龙发现,腐败的省部级官员有一个“突出共性”：“带病提拔”,他们在发生第一次腐败行为后均有级别晋升.
刘选取的样本标准如下：最终职务为省部级副职或以上；被发现贪污的时间在2002年以后；在2012年11月15日前已有一审结果；罪名为受贿罪或贪污罪；在第一次腐败行为后有级别晋升.
其中,符合前4条的省部级官员有51人,全部符合的有43人.换句话说,在2002年至2011年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中,
省部级方面论文范例
从样本官员“初次发生腐败行为”的级别来看,正厅级官员近50%（21人）,副厅级官员为12人；而从最终级别来看,后来官至副省级的比率为75%（31人）.
研究发现,潘广田从农业银行山东分行信贷处处长官至山东省政协副主席,陈良宇从上海黄浦区区长一路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上海市委书记,这两个案例均跨越4个职级,是43个案例中上升最猛的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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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带病提拔”的原因,刘分析,相当一批腐败干部,很有可能是通过推荐模式进入中管干部序列.因为,如果一名干部一直在某部级单位、某省级行政区域工作,20到30年的工作时间会形成一定的人脉关系与利益网络.
如此一来,形成的现实是,这些当地“重臣”有一定数量的下级是其“忠臣”,在选任过程中,就不容易暴露其问题,反因信息的扭曲,显得比实际表现更加优秀――在样本43人中,同部门、同地区晋升者37人,“带病提拔”比中央直接任命外地空降的可能性更高.
腐败时段
在43位省部级干部中,“发生初次腐败行为”的平均年龄为47.48岁,“发生最后一次腐败行为”的平均年龄为57.02岁,被发现时的平均年龄为58.02岁.从这一数据来看,“带病提拔”的省部级官员,其平均经济腐败时间在10年左右.
刘九龙说,这个数据让他惊讶,“47岁这个年龄比我想象中高很多――他们在客观上有机会贪腐的年龄可能在三十多岁,当时已占据一定资源.我推测,一是可能更早时期的行为证据拿不到了,二是现在的金额已经足以定罪了.”
47.48岁,对于地厅级、省部级干部来说,是年轻有为的年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规定,一个22岁本科毕业生,不破格提拔,晋升到正厅级需25年,刚好47岁.所以,“带病提拔”至省部级的干部,都属于仕途顺畅者.
在论文中,刘写道,“厅局级是一个干部受到监督严密程度的重要节点.达到了厅局级的干部,拥有了很高的政治自主性,在客观上腐败的机会大大增加等”同时,刘认为,“省部级别的反腐只能依靠自上到下的监督,体制外的监督对它是没有力量的.”
动因分析
“带病提拔”的43位省部级干部,在发生初次腐败行为时,仍有晋升空间.因此,刘认为,“对于带病提拔至省部级的领导干部,不能用‘政治失意,经济补偿’的心理动机来解释（腐败动机）.”
在43个样本中,38人均有不同程度的贪污赃款追缴问题.由此反推,这些领导干部的腐败动机,难以用金钱需求来解释.刘九龙支持的可能解释是相对剥夺感理论：“我们有权享有但并不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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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中的省部级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的精英,在社会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声望.然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他们在与早年地位远不如他们的经济精英的对比中,产生了相对剥夺感,刺激了贪婪导向的腐败动机.
结果,部分腐败者与经济精英形成了政治精英联盟,也就是所谓“官商勾结”问题.
在刘的研究中,发生初次腐败行为时,43名官员的职务100%属于党政、司法、国企.而在被查处前的最终职务中,有12人转任人大、政协,比率为28%.
“越是有权力的岗位,越容易产生腐败行为,在中国仍然是政治现实,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仍然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刘九龙说,论文发表后,获得的反馈让他很欣慰.
同时,他也一直反思自己的研究是否有做得不扎实的地方.“我做完这个研究,第一个思考是在时政研究的禁区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大,能找到非常多资料；第二个思考是,我们的资料来源仍然是比较单一的,公布的可能是带有选择性的.”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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