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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马太福音》还有一则故事：一个青年财主对上帝说：“上帝,我要跟你上天堂.”上帝说：“可以,你把你所有的钱拿出来给我,我分给需要的人.”财主一想：这一二十年好不容易挣来的钱,就这样全部拿出来,舍不得,就不干了.所以上帝说：“富人上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⑤第一则寓言中,由于“马太效应”,贫富差距得以产生；第二个故事则说明财富与责任的关系,财富多同时也意味着责任重,而慈善本身就是一种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因个人的能力各不相同,同时人们对财富进行配置的方式也不同,必然导致公民个人财富占有多少的不同,而从财富意味着责任的观点出发,也有利于缓解当前社会的仇富心态.因此,正确看待“马太效应”的财富创造与分配原则,对于培育中国现代慈善文化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现代慈善作为公民责任要求以“平常心”看待公众尤其是富人的慈善行为.过去,国人常常将慈善行为同个体的“德行”乃至功利本质的“功德”观念相联系.而现代慈善的根本归属―公共责任则要求现代慈善必须完成从“个人美德”到“公民责任”的角色转变,基于此,慈善卸下了道德判断的束缚,转而成为文明社会中“平常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现代慈善观里,慈善是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而财富是社会责任得以实现的物质保障.捐与不捐,捐多少,更多取决于个人对社会责任的认同度.所以在文明程度更高的社会中才得以出现所谓“悄悄的慈善”,并成为了慈善行为的常态.这种将慈善尤其是“富人”的慈善归位为公民自我认可的“常态化”的社会责任,应成为培育中国现代慈善文化的逻辑起点.
权利作为培育中国现代慈善文化的不竭动力
在承认慈善是公民个人责任的同时,必然也要承认“行善”是公民个人行使合法权利的过程.慈善的“权利内涵”已经界定了这种行为不能被强迫.但值得研究的是,社会应当为慈善主体创造有力的条件,较好地确保慈善的主体能够根据道德的要求较好地履行慈善权利,从而将现代慈善当做权利履行,并且尊重慈善人员心理的意愿.一切善都必须是自由的,是对最高道德指令的内在服从.捐赠之所以成为善,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种行为是源自自由意志的主张.此外基于包含舆论或政治在内的外在压力勉强而为之的捐赠均不可成为慈善发展的动力,从本质上而言,慈善行为体现的是财产的拥有者对个人的合法财产所进行的自主安排,同时也是对社会履行责任的体现,反映的是自我价值认可及判断,而并非出于舆论压力进行的个人行为.⑥
进行慈善体现公民的权利得到了履行,慈善者有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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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慈善作为权利的行使,要求尊重和保证慈善者的知情权.现代慈善是一项系统工程.为最大化效率的提高同时还可有效降低慈善的运行成本,现代慈善特有的社会分工由之形成：一部分人致力于创造财富,另一部分人致力于使用财富.后者拿出前者不具备的时间和精力,帮助前者在有意义的领域,将前者积累的社会财富回馈给社会.这样一来,捐赠人员行使慈善权利的同时受托机构也对捐赠者履行义务,即慈善中介过程和中介组织要通过履行“说明义务”来保障捐赠者的“知情权利”.
诚如某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博士所提出的慈善基金会运作应遵从“诚信、专业、规范、透明、高效”原则建立一套科学的制度,保证善款善物获得有效、充分的运用.此外,在使用时或使用后,其使用结果均可接受来自各方的监督、检验以及审核,由此慈善的权利行使及发挥的援助作用才具有更广的辐射范围及更大的效用,更多的慈善者才会更愿意投入到慈善事业当中,慈善行为也才获得生命力,有助于“慈善制度”的形成.
现代慈善作为权利的行使,还要求尊重慈善者采取自己所喜好的慈善模式去行善.进入21世纪,中国的慈善事业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拓展,多种慈善模式推动更多民众、企业家将慈善作为一份终身事业发展.如陈光标式“开放型”慈善.他的高调慈善,虽然有些惹眼,但却更为透明和实惠,陈光标本人对这种高调模式的喜爱,媒体与公众应当予以尊重.又如“华民”（华民慈善基金会）慈善模式,华民慈善基金会以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现代慈善事业为己任,通过“大学生就业扶助项目”倡导“纯粹慈善,尊严慈善,幸福慈善”,提倡现代慈善应具有“纯粹性、法制性、组织性、基金性、民间性、志愿性”特点.这也是中国特色现代慈善事业应有之义.⑦
当代中国还有牛根生式、曹德旺式慈善等各具特点的慈善模式.总之,承认慈善是一种权利理念,就应尊重每一个慈善者的慈善理念与慈善理想；承认慈善是权利的行使,就更应该尊重每一个慈善者采取自己所喜好的慈善模式、方式行善.唯有如此,才能给公众尤其富人行善注入不竭的动力.
结语
对慈善“利他”本质的判断,历来有“效果论”和“动机论”的分野.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康德是动机论最著名的代表.他主张,对一个行为的评价根据,只能是他的“善良意志”.边沁和密尔是十九世纪西方功利主义思想家,也是效果论最著名的代表.他们认为对人的行为善恶进行评价的依据,只能看行为的结果,离开行为对人们所产生的有利益的效果,也就不可能有道德上的善恶.⑧
事实上,对于慈善的评价也体现了对社会资源进行有效、合理的分配,并且这种分配的动力源泉来自利益的驱动以及慈善的心灵.利益驱动是个人对利益的理智选择,而慈善心灵则是人类固有的善良本性的反映.作为“第三次分配”方式的慈善,只要实现了社会财富“向贫困阶层和人群转移”这一目的,就实现了该行为的主体功能.世界上凡是具有成熟慈善文化的国家,无不完全接纳了慈善行为“既是责任、又是权利”的双重身份、双重性质.
本文探讨中国的慈善文化是基于责任与权利基础上进行的,有效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意义重大.只要当代中国社会认同,并坚守慈善既为责任、又为权利的双重性质,中国现代慈善文化的培育就大有希望,中国特色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
【作者为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伦理学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郑功成等：《中华慈善事业》,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40页.
②卢德之：《资本精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7页.
③④中国基督教协会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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