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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类有关论文范文资料,与晚年钱锺书:“我几乎成了写信的动物”相关论文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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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赞语相加.但他的赞扬不一定是对书的全面评价,他经常要附上一句“容当细读”,表明他还未能及时细读.宋以朗认为他父亲与钱锺书的这些来往通信是“现代中国文学的珍贵史料”,可能会整理出版,也可能悉数寄还杨绛先生.因为他有顾虑：“我爸爸与钱锺书的部分通信,若公开会得罪不少人,内容多是讨论钱锺书对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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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的世故、客套在他的私信中一览无余,在已公布发表的信中早已不是秘密.夏志清认为钱：“写信太捧人了,客气得一塌糊涂.”“待人过分客气”.尽管如此,有人置之一笑,有人却将其奉为圭臬,以之炫人.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一次全国外语教学英语教材评审会议上,有位老师推荐了一本“文学史”书籍,并且说这本书已经有了钱锺书等先生的赞美和推荐.那位老师的话还没有说完,钱瑗就腾地站了起来,满脸通红,大声说道：“我父亲没有推荐.”这句话使推荐人极为难堪,他掏出三封信放在桌子上,表示并没有撒谎.有人现场就把信翻开细阅,发现其他人是说了赞扬的话,但钱锺书的信正如杨绛所言,一大半是客套话,最后是以“容当细读”结束.大家认定钱锺书的话不是推荐,因为他还没有看呢.钱锺书写信会礼节性、习惯性地尊称对方为“兄”,署名曰“弟”,不管对方是同辈人还是晚辈,有不知深浅者就自以为学问了得,沾沾自喜,传为笑柄.
有采访者曾对余英时先生说：钱先生对您也是非常欣赏.余赶紧回话：“没有没有,那是他的客气话.你知道钱先生也有他世故的一面,他很客气,不能把他的客气话当真,我从来没有当真过.当然这也不是说他说的是假话,但也不能在这上面真的认真.”（《余英时访谈录》,中华书局2012年版）不过钱锺书确实曾当别人面夸赞过余英时的信：“你看现在国内还有谁能写出这样的信?”对有水平的信他会毫无掩饰地表达自己的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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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名害我”
复信过多、过勤,造成另一个连锁反应是鼓舞了更多相干或不相干者的来函,以及种种未及预料的访客,使晚年钱锺书应接不暇,苦不堪言,耗费了他大量精力、心力和时间.他在给友人信中说：“客多信多,干扰工作”.（1982年与许渊冲信）“老来岁月,更无闲气力作人情.而书问过从者不乏,甚以为苦.故戏改梅村语云：‘不好诣人憎客过,太忙作答畏书来.’比年多不作复,客来常以病谢.案头积函不拟复者已二三十余,‘学得无愁天子法,战书虽急不开封’.”（与吴忠匡书）“弟去夏挂名副院长后,不相识人来函求推荐、作序、题词之类,日必五六,虽多搁置不理,而中有年老境困、其情可悯者,不得不稍效绵薄,并作复书.”（1983年I1月22日致宋淇函）“十一年来,衰病相因,愚夫妇皆遵医诫,谢事,只恨来信太多,亦多懒慢不复.”（1992年与李黎书）
宋淇曾帮钱锺书想出“逐客书”一计：“先生写好一封信,对外间一切要求均加婉却,上边的称呼空出待填,最后签名下是否可留一点空白以及盖印以示隆重,其尺寸大小即依函副本,不妨写得较来函字多一点,高一点.寄来后,晚即可去代影印二百份.”但钱锺书很世故地谢绝了：“倘以印就form（格式――编者注）作“逐客书”,必召闹挑衅,且流传成为话柄,由话柄而成为柄.畏首畏尾,兄当笑我为moralcoward（满口道理的懦夫――编者注）也.”（见宋以朗文）,有人还建议钱找助手帮忙写信,他说：“有过建议说找一个助手帮我写信,但是光为还有不少外国朋友的信,我总不能找几个助手单单帮我写信等这对年轻人是一种‘奴役’,我并不认为我是够格的‘大师’,可以享受这种特权.”
钱锺书的身体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尚可,那时正值壮年.但“文革”开始后,历经批斗、下放干校、打架、“逃亡”等诸多不幸,加之老年人的常病,使他的身体渐差.哮喘、喉炎、肺气肿等都是老毛病,睡眠也不是很好,后期还患有前列腺炎,时常起夜.每年最难度的是入伏之后那三十来天,以及立冬前暖气没来的那十几天.每次一得感冒,必然引起哮喘,要半月二十天才缓过劲来.但在“文革”后期,在身体状况差、居住条件根本谈不上（学部办公室）的情况下,他仍坚持整理出皇皇巨著《管锥编》.此书出版后,他尚有宏愿：“初计此辑尚有论《全唐文》等书五种,而多病意倦,不能急就.”（1978年1月作《管锥编序》）1978年他在给郑朝宗信中也说：“假我年寿,尚思续论《全唐文》《少陵》《玉溪》《昌黎》《简斋》《庄子》《礼记》等十种,另为一编.然人事一切都不可预计.”可是在《管锥编》出版后的二十年时间内,虽然生活无忧,声名鹊起,他却再也没有完成大部头著作,只是对它进行了增订,留下了一堆犹如天书的手稿,不能不说是学术史的重大遗憾和损失.前文估计流布于世的钱氏信札有两万封,以保守一万封每封信平均350字计,也撰写了约350万字――足以抵得上几部《管锥编》了.假如继续坚持抱着“锱铢积累”写《围城》的决心,排除不相干的纷扰,放弃那些毫无意义的应酬、月旦人物的复函,又何以续写不出一部《管锥编》?没有留下著作,反而留下是非,这对晚年惜时如金的钱锺书来说,不能不说是个人生悲剧.
有人曾问钱锺书：估计什么时候写完后面的《管锥编》,他无奈地说：“老年人是不能作什么估计的,可以说是无估计可言.我觉得一个人到了五十岁以后,许多事情都拿不定,如身体健康就拿不定.我对人生的看法是,眼光不能放得太远,从某个意义来讲,一个人的事业与心愿都是有距离.”（彦火《钱锺书访问记》,《记钱锺书先生》）《围城》重印后,杨绛问他想不想再写小说.他说：“兴致也许还有,才气已与年俱减.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会有遗恨；有条件写作而写出来的不成东西,那就只有后悔了.遗恨里还有哄骗自己的余地,后悔是你所学的西班牙语里所谓面对真理的时刻,使不得一点儿自我哄骗、开脱或宽容的,味道不好受.我宁恨毋悔.”还是在私信中,他对虚名的利害发出了切身的感叹：“虚名之带来实害,如是如是!”（与沙予信）“浮名害我,不得清净!”（与臧克和信）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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