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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有关论文范文,与延安时期中共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历史经验相关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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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党的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延安时期中共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极大地调动了边区农民参加抗战和建设的积极性,为最终战胜敌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供了动力源泉,同时
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有关论文范文
〔关 键 词〕延安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教育
〔中图分类号〕D42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5）03-0068-06
农民是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无论是在戎马倥偬的革命年代还是百废待兴的建设初期,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共颇为关注、着力解决的主要议题.”〔1〕延安时期,中共利用相对安定的革命环境开展了声势浩大、颇具特色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抒写了边区教育的华彩乐章,为抗战胜利和边区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留下了宝贵的可资借鉴的教育资源.当前,做好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培育新型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针对性,凸现实效性,是新时期党对农村工作的基本要求,也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主动回应社会现实的理论任务.总结延安时期党的农民教育的历史经验,凝炼其对当前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
一、延安时期党对农民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历史动因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的延安是一个典型的革命社会,也是一个充满着意识形态符号的地理空间.延安的中心话语是革命,抗战被溶于革命之中,革命成为边区各级政府制定和实施各项政策的灵魂.
农民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开展的普遍的社会教育.就当时中共开展农民教育而言,一方面“给‘文盲’和‘半文盲’以获取知识的工具,使能运用文字获取知识发表思想意见”,另一方面“提高群众政治水平,给群众以民族意识,抗战知能,动员群众参见救国实际行动”.〔2〕毛泽东强调：“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和希特勒一样,快要灭亡了.等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3〕毛泽东把战争与生产、文化并列,强调文盲的军队无法战胜强大的敌人,一切工作围绕抗战中心任务展开,动员民众参与抗战、汇聚成革命的洪流是抗战胜利之本,而要动员数以亿计的广大民众,不加强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是无法做到的.
一是文化启蒙,提高民众抗战知能.战争不仅是军力和经济实力的较量,同时也是文化的比拼.历史反复昭示,没有一定文化底蕴的民族不仅难以抗衡强大的敌人,更无法获得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因此,抗战的胜负最终取决于多种力量的博弈,尤其是人民民主力量的强大.这一点,毛泽东在他的《论持久战》一文中已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4〕而动员、组织群众最好的办法就是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民族意识和革命自觉性,激发革命热忱,使其自觉投入到革命洪流中来,进而造成“陷敌于汪洋大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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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5〕就当时边区实际而言,拥有众多不识字的广大文盲,这既不利于国共联合的民族抗战,也不利于中共政策在根据地的有力推进.文化教育的极端落后,造就的乡村民众自然是文盲、思想愚昧和保守.〔6〕中共中央转战到延安前,该区域堪称文化教育的荒漠.陕甘宁边区成立以前,边区民众文盲高达70%,农民子弟大多没有上学机会,儿童失学率高达95%以上.能够上学的只是地主阶级的子弟.中学生更是沧海之一粟,屈指可数了.有限的文化教育大多素质不高,有的连一般常识都不懂.以清涧县1941年社会教育统计的数据为例,“全县84024人中仅有大学生3人（均为男性）,中学生为25人（女2）,师范生45人（女5）,高小生158人（女3）,初小生2231人（女551）,合计占总人口2.93%,青壮年文盲65791人（女33440）,占78.3%”.〔7〕其它区县情况大多如此.林伯渠为此忧虑地指出：“学校稀少,知识分子凤毛麟角,识字者亦极稀少.平均起来,识字人口只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一.”〔8〕因此,扫除文盲,就成为边区政府对民众开展普遍的民族教育的先行条件.
二是政治动员,汇聚抗战的革命洪流.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但由于农民是小生产者,加之深受数千年封建习俗影响,农民的消极作用也不可小视.毛泽东指出,民众不能自发地成为革命力量.要依靠民众,就必须动员民众,这两者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毛泽东就曾对动员农民有过十分精辟论述.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愈加感到民众动员的重要,多次撰文疾呼“唤起民众”,以造就革命的洪流.他强调,“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9〕
有效的政治动员可以提升民众的革命觉悟.中国革命的胜利除了革命先行者的率先觉悟外,尚需绝大多数民众的普遍觉悟和积极参与.处于落后农村环境下的边区政府,要有效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其他政策,更需要高度政治觉悟的民众.从一般经验看,由于普通民众长期以来深受封建传统意识影响,逆来顺受,如果不是“生存无门、活不下去”,大多不会主动选择走上革命的道路.此外,当民众未能觉悟到与革命保持同向互动的时候,不仅不能成为革命的推动力量,甚至有可能为敌人所用,成为革命的羁绊.要使民众觉悟起来,须得充分政治动员,让其丢掉幻想,投入到革命实践中来.因此,要赋予民众以阶级意识,输入革命话语.同时,政治动员不是一次就完成的,需要持久反复地动员,也就是毛泽东所强调的“三个必须”,即“必须经常,必须普遍,必须深入”.〔10〕二、延安时期党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内容及发展变迁农民教育必须为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服务,必须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这是中共自土地革命时期以来制订农民教育方针的基本依据.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解放战争,最基本的力量是人民群众.延安时期中共以扫盲教育为切入点,以扫除封建迷信为抓手,普遍深入的政治教育为核心,“解放”民众,旨在充分动员广大民众,奠定坚实的抗战基础.为此,李维汉曾撰文指出：“边区社会教育主要对象是农民,是成年农民（包括失学儿童）不脱产教育.等抗日战争和发展生产不但要求办好小学和中学,培养知识分子,而且要求农民群众逐步消灭文盲,破除迷信,讲究卫生,提高政治觉悟,加强农村的文化建设,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抗日民主的模范根据地.”〔11〕
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制定了《陕甘宁边区组织条例》等,随后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边区教育行政组织系统.边区政府最高教育行政机构是教育厅,并在分区专员公署设教育处（科）,县设第三科（教育科）,区设教育助理员,乡设文委主任.其中,社会教育主要指农民教育,其目标是：“1、消灭文盲,提高大众政治文化水平.2、提高大众民族政治觉悟,动员群众参加抗战.3、提高大众民族思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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