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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等几个文学副刊,并刊登小说及用小说形式写的新闻报道、游戏文章、灯谜等,通过为大众提供娱乐方式吸引读者.副刊的这种导向,先指引着依靠稿费而生存的职业作家,使其文学创作首要考虑读者需求,以及如何贴近普通大众,写他们的喜闻乐见、悲欢离合,从而吸引更多的读者.读者的增加从另一面又提升了作家的知名度,从而使其稿酬水涨船高,同时也带动了报纸的销量陡增.这是一个良性的互动.有关论文范文主题研究: | 关于文学创作的论文范文素材 | 大学生适用: | 电大论文、学术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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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刊与文学观念的现代生成
文学生产、传播、接受等文学外部的转变必然会体现在文学观念的转变上.在新的文学媒体背景下,文学生产者的创作要符合读者的需求,首先要改变传统的文学观念.
晚清时期,文学领域较早开始现代性追求的,主要是林纾的小说翻译.他通过大量的翻译小说,将西方文学中西方人的生活情状、思想感情和价值观念等,潜移默化地传达给国内读者,影响甚大.较早系统地提出文艺启蒙观念者,应是严复和夏曾佑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该文利用西方社会进化论的思想观点来讨论中国的文学,提出可利用小说这一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来开发民智.“文章事实,万有不同,不能预拟.而本质之地,宗旨之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10]随后梁启超撰写了系列论文,如《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译印政治小说序》《<小说丛语>发刊词》等等,在借鉴西方人文思想来讨论文学的同时,强调文学对世道人心及社会进化的功用,“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11]
在启蒙的文学被大力提倡之时,审美的文学观念也在功利性地启蒙与救亡图存的时代紧要关头被提了出来.王国维第一个提出了“唯美”的文学观念.1905年,也就是梁启超提出文艺启蒙口号后的第3年,王国维发表了系列比较专业的理论文章,如《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文学小言》等.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王国维强调的是文学与哲学的独立性,指出应排除政治因素的干扰,还原文学本身的审美功能.“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全存于使人物我之关系也”.他在此强调的是“审美自治”,来保持文学艺术本身残存的独立品格,认为哲学和美术是“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即此神圣之存在也”.[12]这一时期,周树人、周作人兄弟的文学观念与王国维的看法较为近似.1908年,周树人发表《摩罗诗力说》认为:人之所以要文学,就是因为“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亦当然”.“文章之于人生,其为用决不次于饮食、宫室、宗教、道德”.“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13]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对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意义至关重要.这是因为晚清时期,国家内忧外患,已到生死存亡关头,如何挽救危亡,已成为当时各界精英普遍思考的问题.
另一方面,现代性又有着对现代世俗生活的肯定与认同.这种肯定、认同与批判、超越,构成中国现代性的多维度.现代性既包括世俗现代性,即现代性的肯定方面,也包括超越批判的现代性,即现代性的否定方面.现代世俗生活推动着社会现代化,批判的现代性改造着社会.而超越的现代性则抵制着现代社会的弊端,维护人的精神自由.所以,现代性是在世俗现代性、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3个维度上展开的.现代性在发展过程中,被赋予历史具体的现代意识精神和一种历史指向.在各历史阶段,现代性的内涵有共同之处,但又不相同.[14]
西方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这种现代化伴随着世俗化的过程,在中国的语境中也极为相似.鸦片战争后,通过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在开放的通商口岸倾销其商品.这些通商口岸及原来手工业本身就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商业贸易繁荣.另一方面,清廷内部的一批先觉者企图以“师夷长技”来挽救国家危亡,遂开展洋务运动,兴办现代企业,特别是私人企业开始兴盛.“在1904~1908年间,向该局登记的公司约272家,核准资本总额接近一亿两银子.不过这个数字是夸大了的,因为实收到的大概只是核准的资本的半数或不足半数.这些公司也不都是近代企业.这272家公司中有44家是传统的个体经营的当铺、钱庄、中药铺或其他批发和零售商店.不过大多数(272家中的153家)都是近代的股份有限公司.它们占全部资本积累额中的绝大部分.到1908年,其事实上的确形成了全部中国现代化的企业.”[15]商业的繁荣,带来了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推动了市民阶层的生活的世俗化.与之相呼应的通俗文学创作开始繁荣,只不过在以往的正统文学史中别遮蔽.“被压抑的现代性亦泛指晚清、‘五四’及30年代以来,种种不入(主)流的文艺实验.在后续的年代里,为服从某种单一的、可预言的进化论通途,它们曾被不少作家与读者、批评家与历史学者、甚至包括马克思主义者与弗洛伊德的信徒否决、置换、削弱或者嘲笑着.从科幻到狭邪、从鸳鸯蝴蝶到新感觉派、从沈从文到张爱玲,种种创作,苟若不感时忧国或呐喊彷徨,便被视为无足可观”.[16]这一长期被压抑的通俗现代性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占据了主流.因当时文化保守主义在整个社会中占有大多数,同时又因通俗文学与商品经济结合得比较紧密,迎合中下层民众的需求,因而读者数量非常庞大.“如何为城镇市民提供带有消遣、娱乐有趣和传奇性的精神食粮就成为生存在都市的报刊所面临的一个先决条件”.[17]三、报刊与文体、话语的现代变革
这种新型的传播媒介必然对文学文体产生重大的影响.小说、戏剧等可读性强的叙事性文学体裁开始由边缘走向中心.中国传统文学以诗文为正统,中国古代作家们的创作是为了“言志”,是为“载道”,认为“小说是小道”.其创作不以广大的市民为读者,可读性强的小说等文体在文学史上没有地位.班固《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18]小说家的地位如稗官一样低贱,所撰写的小说,也只能说是为统治阶级提供娱乐消闲,登不了大雅之堂.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记录了北宋文人钱惟演的自述:“平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读小词.”[19]小说是生活的调剂品,读小说只是消闲娱乐而已.就是在小说创作繁荣的元明时代,其地位仍与传统的诗文无法相提并论.最能典型性展现小说家处境的个案,莫过于曹雪芹写出不朽名作《红楼梦》后,还是过着悲苦的生活.小说创作的成功并未为作家带来身份地位的提高和物质生活的改善.《小说林》发刊词云:“昔之于小说也,博弈视之,俳优视之,甚至鸩毒视之,妖孽视之,言不齿于缙绅,名不列于四部.”[20]在正统读书人的观念中,小说有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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