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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伦理学类有关论文范文检索,与工具―价值理性分野下西方行政伦理学的变迁相关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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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芬贝利的《伦理与公共服务》、罗伯特戈兰姆比乌斯基的《组织作为一个道德问题》和《人,管理和道义：走向新的组织伦理》等等.

总体而言,20世纪30-60年代,西方行政学界开始有一批学者提高对行政伦理学领域研究的重视程度；美国公共行政协会分别于1952年、1959年和1963年召开过三次全国性的行政伦理学专题研讨会.行政伦理的研究取得长足进展,为行政伦理学的诞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该时期的研究依然显得不够系统、稳定,没有以行政伦理为中心的学术专著和学术刊物出版面世；没有高等院校开设以行政伦理为中心的专门课程.工具理性模式在该领域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尽管某些学者的观点已倾向于倡导价值理性模式,但未能在短期内发展为完备的价值理性模式.这一状况直到1968年新公共行政学派创立之后才得以改变.

（二）IR模式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因

20世纪70年代之前,工具理性模式在西方行政伦理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其根本原因在于：20世纪70年代之前,工具理性取向在公共行政学（行政伦理学的源学科）中占据主导地位直接导致该取向在行政伦理学中占据主导地位.具体原因如下：

1.外部控制理论的影响.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三大基础理论（政治―行政二分法、官僚制理论和科学管理理论）都关注对政府官员的外部控制而忽视个体美德.主张对政府官员进行外在的政治控制；下级应该受到上级的绝对控制并绝对服从上级；个体美德应该从属于组织的外部控制.三大基础理论对外部控制理论的倡导使价值理性取向难以在西方行政伦理学中占据主导地位.

2.实证主义研究的影响.实证主义研究在传统公共行政时期大行其道,众多学者倡导效率主义,关注行政的“可行性”研究.公共行政学领域中奉行事实与价值分离的原则、行政与伦理二分模式.“理论研究者们热衷于把行政活动归于科学的事实领域,而认为伦理学属于价值领域,两者无法建立起内在关联.”[17]“实然”的事实问题是行政实践与理论的关注点,“应然”的价值问题被忽视.

3.官僚制理论对工具理性取向的倡导.韦伯在其官僚制理论中把合理性分为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认为形式合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科学精神相符,在官僚制中应该摒弃价值理性的因素,应该依据科学性、技术性、逻辑性等原则、在工具理性的基础上构建官僚制,其倡导工具理性取向对工具理性模式在西方行政伦理学发展初期占据主导地位有重要影响.

4.效率至上主义的影响.效率至上主义是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核心价值取向,这种取向排斥公平、正义、民主和公共利益等伦理价值观念,为工具价值取向在公共行政学和西方行政伦理学中占据主导地位创造了条件.

以上四方面都致使工具价值取向在西方行政伦理学的萌芽时期和奠基时期占据主导地位,这两个时期的部分学者虽然在其著述中提出某些与价值理性模式相关的观点,但价值理性模式只是处于萌芽和发展阶段,这种局面直到新公共行政学派建立之后才得以改变.

三、行政伦理学中的VR模式

行政伦理学中的价值理性模式（ValueRationalityMode）可以简称为VR模式,这一模式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取代工具理性模式成为行政伦理学中的主导模式.1968年,新公共行政学派建立,该学派对传统公共行政学进行批判,其观点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倡导的“价值中立”和“效率主义”截然相反,引发新一轮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批判与反思,并推动价值理性取向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取得主导地位.20世纪60、70年代,传统公共行政学在西方国家的政府实践过程中引发一系列伦理困境（民权运动、越南战争及“水门事件”等）,引发学者思考行政权力腐败和公务员的伦理价值等问题.在这两大背景下,行政伦理的研究开始取得长足进展,西方行政伦理学进入发展时期.

（一）VR模式主导时期的西方行政伦理学发展脉络

斯科特和哈特在《公共行政危机》一文中“主张把伦理学和公共行政结合起来,但他们已不再提倡传统的基督教的价值观或者前一时期人们谈论的各种浅层次的道德规范,而是转向了哲学的沉思.”[18]德怀特沃尔多在《公共道德的反思》一文中对“水门事件”进行了分析.特里库珀是这一时期西方行政伦理学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学者.他于1982年出版《行政伦理学》一书,“试图通过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中的公共行政人员所面临的伦理困境与冲突问题的大量分析和实证研究,揭示出通向行政伦理学的一种‘设计的方法’.”[19]此外,还出版了《公共行政中的公民伦理》《行政伦理学手册》.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行政伦理学的特征如下：首先,有一批学者对行政伦理的研究兴趣深入持久,并进而成为该领域的专家,如凯登、库珀和马国泉等；其次,有一批以行政伦理为专题的学术专著和学术刊物不断地出版面世.除前述著述之外,《公共廉政年鉴》于1996年创刊,1998年改名为《公共廉政》,该刊的创刊与发展是行政伦理学日趋成熟的重要标志；再次,行政伦理学专门学术会议持续召开,如：美国行政协会（ASPA）分别于1974、1976、1978、1980、1988和1990年召开了有关行政伦理的讨论会.1989年,ASPA在华盛顿召开第一届“全国行政伦理学大会”.1991年,第一届“政府伦理研究大会”在犹他州帕克城召开.1995年,“全国伦理学与价值观研讨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公共行政学院召开；最后,众多高等院校开设以行政伦理为中心的专门课程,如1989年,“全国公共事务和行政研究院所联合会（NASPAA）”制定MPA课程标准,要求把行政伦理学作为必修课程,推进了西方行政伦理学的发展.可见,西方行政伦理学的学科体系是在这一时期得以构建和完善的.（二）VR模式在这一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因

价值理性模式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取代工具理性模式成为行政伦理学中的主导模式的主要原因是：

1.新公共行政学派的影响

新公共行政学派的创立促使众多行政学者对公共行政学领域中新的价值定位（社会公平）的可能性进行思索、对公共行政行为进行伦理思考.该学派的核心价值理念之一是社会公平,但并未忽视效率理念.他们认为：公共行政是政府理论与管理理论的结合,相比之下,前者注重社会公平,后者注重经济和效率.行政人员应该用效率作为手段实现社会公平这一目的.可见,该学派在扬弃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效率至上”&#

行政伦理学类有关论文范文检索30340;基础上大力发展社会公平理论,促使价值理性取向在公共行政学和西方行政伦理学领域中成为主导取向.

2.行政人员伦理自主意识的增强.

这一时期的学者对西方国家面临伦理困境进行反思：当上级命令与公共利益冲突时该如何选择?这种思索促使行政人员的伦理自主性不断增强,“维护公共利益”、“坚持社会公平与正义”等理念越来越成为公共行政学领域的主导理念,这种改变为公共行政学领域和行政伦理学领域的主导理性模式的变更创造了条件.

3.对传统公共行政学三大基础理论的批判.

其一,对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批判（实质上是对政治―行政二分法的批判）.斯科特和哈特于1973年发表《公共行政危机》一文批判实证主义研究,他们倡导用伦理视角和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对行政组织和公务员的价值观进行审视.其二,对官僚制的批判.官僚制片面强调工具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过分施行“非人格化”使行政人员异化.另一方面,封闭、保守、呆板的官僚制难以适用于信息资源丰富、快速变化、知识密集型的现代社会.这两方面受到某些学者的批判.其三,对效率至上主义的批判.这实质上是对泰罗制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