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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类论文范文文献,与高等教育分权的悖相关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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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16;变政府职能和简政放权为重点,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公共教育服务水平.”[11]我国新一轮高等教育分权与政府部门“简政放权、转变职能、管理创新”的理念和政策是相契合的.从理论上说,在高等教育分权过程中,高校和地方政府获得了比过去更多的决策权.相应地,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管理高等教育的权力削弱了,高校办学自主权增强了,高等教育质量和效率会获得提高.但是,许多国家的实践表明,在高等教育分权过程中存在一些并没有得到解决的悖论,主要体现为政府在高等教育管理中仍然保持强势地位,高校普遍没有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分权并不必然带来高等教育质量和效率的提高.
二、高等教育分权过程中的政府地位
从字面上看,分权意味着政府将更多的权力赋予高校,以及中央政府将更多的高等教育权力分配给地方.由于高校和地方政府获得了比过去更多的权力,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权力就会相应地下降.据此,有研究者认为在高等教育分权过程中政府的权力削弱了,将其称为政府“撤退”（retreat）或“衰退”（decline）.这种观点与极端全球主义者的政府观是一致的,后者认为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正在失去控制和权威.[12]高等教育权力“政府撤退论”的一个理论依据是,集权与分权二元分割,它们互为反向运动,两个过程不可能同时发生.[13]11
在高等教育分权过程中,政府的权力是否必然受到削弱?分权之后,政府如何协调和控制高等教育?政府在高等教育管理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要结合一些代表性国家的高等教育实践进行分析.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欧国家如英国、法国、荷兰、瑞典、德国等国政府实行财政紧缩政策,启动了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高等教育分权,高校在经费使用、招生、课程等方面获得了比过去更多的自主权.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是否将权力实质性地下放给了高校,政府又如何保持其既有的强势地位?英国学者尼夫（GuyNeave）对上述国家的比较研究揭示,在所谓的高等教育分权过程中,政府的力量并没有削弱,评估型政府（evaluativestate）兴起成为高等教育政策改革的核心.通过各种形式的评估,政府进行远程控制,能够保证本国高等教育朝政府预期的方向发展.尼夫还指出,评估型政府的兴起,既有可能推动分权高等教育系统的集权,也有可能给集权高等教育系统带来更灵活的体制和更多的分权.[13]1180年代中期以来荷兰的高等教育分权经验表明,大学的自主权有所增加,但政府的权威没有任何削弱,反而能通过绩效资助、质量评估、认证等方式加强对大学办学的引导.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荷兰政府在对大学的教学拨款上实施“绩效资助模式”,在科研资助上加大竞争性拨款的力度,设立了负责评估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体系的程序和产出的高等教育督导署（InspectorateforHigherEducation）,建立了国家高等教育认证体系,并且将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和认证同资助紧密结合起来.[14]899-918
在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过程中,文部科学省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政府保留了核心的管理权,对大学获得的公共经费进行严格的监督,通过外部评估保持其对大学的强制性监管功能.虽然文部科学省的管理方式变得比过去较为间接化,但是监管的力度并没有削弱.法人化改革前,国立大学在管理和财政上的自主权比较有限,但享有比较大的学术自由.在法人化改革过程中,政府建立了外部评估制度.有学者担心,在政府通过所辖机构组织的评估的背后,隐藏了政府利用间接干预方式对大学的管理自主权进行约束并且限制教学和科研自由的风险.[15]从这方面看,日本政府在管理大学中的地位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得到了加强.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美国一些州推动公立高等教育治理的分权,也就是将决策权从州高层移向州低层或多校区系统.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可以看到州决策权威的放松管制、分权和权力下放,以及更多的决策从州政府转向地方政府和高校.但是,在这一“分权”过程中州政府普遍加强了对高校的广泛控制,设计新的财政激励方式,建立报告制度（reportingsystems）,加强问责（accountability）,这些可以看做是高等教育权力向政府的集中.[8]165-167高等教育分权过程充满了矛盾,分权与集权相互交织.即便是在分权趋势比集权趋势更明显的一些国家的教育改革中,政府并没有从教育领域撤退,发生变化了的只是政府工作的性质.正如惠迪（GeoffWhitty）所指出的,政府在教育中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从自己承担大多数工作转向决定在哪里工作和由谁来工作.[16]其他一些学者发现,在以分权化、市场化、民营化为重点的教育治理改革中,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实际上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9]273-282一系列比较教育研究也揭示,虽然分权通常被视为一种中央政府的撤退形式,但是它实际上是一种加强中央对外围的控制而不是给基层政府赋予更大决策权的机制.在分权政策下,政府作为监管者和整体上服务协调者的角色得到了加强而不是削弱.[17]政府采取多种管理形式,通过建立各种规范框架、机制或评估制度、质量保障制度,对高等教育实进行“遥控”.在分权过程中,政府采取的核心政策是评估.在一些实施高等教育分权的国家和地区,政府通过评估重新夺回或加强了对高等教育政策的话语权.
三、高等教育分权过程中的高校自主权
高校自主权又称院校自治（institutionalautonomy）、大学自治或学术自治（academicautonomy）,包括程序自治（proceduralautonomy）与实质自治（substantialautonomy）两种形式.如果一所学院或大学要有效地界定其目标并且选择或发现实现其目标的方法,它就必须具有充分的自主权.[18]69教育学史学者帕金斯（HaroldPerkins）指出：“从中世纪大学到20世纪的大学,自治或自我管理一直是高等教育机构的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成分.”[19]院校自治是西方高校的传统,也是高校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学术中立的首字母均为A,它们在西方并称为大学的三大核心价值观,即3A原则.
鉴于高校自主权或院校自治是如此的重要,1966年阿什比和安德森（MaryAnderson）对院校自治的要素做出了经典阐释.根据他们的理解,院校具有六种权力或自由：（1）免于政府的非学术干预的自由；（2）进行自己认为的适当资金分配的自由；（3）聘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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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高校需要自主权?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Bourdieu）指出,高等教育场域（filedofhighereducation）是一种拥有高度自主权的场域,自主权使得大学的习性（habitus）、文化和价值形式成为可能,并且保护了高等教育场域中最有价值的资本即学术资本（academiccapital）和科学资本（scientificcapital）.[23]根据布迪厄的观点,大学自治不只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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