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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元（1974-）,男,江西永丰人,教育学博士,井冈山大学教育学院讲师,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吉安,343009.

摘要：蔡元培认为,1922年北京大学创办的国学研究所是我国大学最早出现的研究院所,但从蔡元培的另外说法、时人的回忆评价以及报刊资料的记载等史料又可证明1917年底的北京大学实已有了各门研究所的草创.各门研究所不仅开展了一些工作并取得了些许成绩,而且研究所的制度和职能与改组后的国学研究所也有延续性和相似性,因此它们应是我国大学研究院所的真正发端.

关键词：大学；研究院所；肇始时间

中图分类号：G64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1）05-0050-05

1925年,蔡元培为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写序称：“近十年来,国立北京大学屡有设立各系研究所的计划,为经费所限,不能实行.民国十年,由评议会决定,类聚各科,设四种研究所,因国学门较为重要,特先设立.”[1]1926年,他在回顾我国十五年来大学教育的进步时再次称[2]：

民国元年,教育部所定的大学规程,本有研究所一项,而各大学没有举行的.国立北京大学于七年间曾拟设各门研究所,因建设费无从筹出,不能成立.十年议决,归并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外国文学四门.而国学门即于十一年成立.

1936年,蔡元培在《二十五年来中国研究机关之类别与其成立次第》中,将中国的研究机关分成四类,其中的第三类是“大学中的研究院”,并且他重申此类研究机关“以国立北京大学之国学研究所为最先成立者”.[3]或以是之故,当今学者仍沿用其观点,认为1922年1月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之创办乃是我国大学研究院所之肇始.如陈以爱认为它是中国现代大学中最早以欧美研究机构为模式而建立起来的研究所[4],陈亚玲[5]和赵冬[6]皆认为它是我国现代大学中最早出现的一个研究机构,徐明华[7]和刘爱东[8]称它是我国近代大学的第一个研究机构.可见他们普遍认同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是一个发端的观点.为探究其因其实,现对北京大学研究院所的肇始时间再作考证,并就蔡元培之观点作些辨疑.

一、北京大学研究所首创时间考

(一)蔡元培的另外说法

民国初年,蔡元培在教育总长任内发布的“大学令”中,规定大学得设大学院,作为大学院生研究之所.他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中也明确提到[9]：

清季的学制,于大学上,有一通儒院,为大学毕业生研究之所.我于大学令中改名为大学院,即在大学中,分设各种研究所.并规定大学高级生必须入所研究,俟所研究的问题解决后,始能毕业(此仿德国大学制).但是各大学未能实行.

可后来因蔡元培的迅速离职,这个在大学设立研究院所的良好主张确未实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为实现自己的夙愿,旋即着手在校内创设研究所.在其著述中,亦有不少的相关记载.在1918年9月20日的开学演讲中,他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本校一年以来,设研究所,增参考书,均为提起研究学问兴趣起见.”[10]如是表明,一年前的北京大学即在筹设或已设了研究所.1920年9月16日,蔡元培在开学演讲中再次提到：“本校所办的研究所,本为已毕业与将毕业诸生专精研究起见；但各系分设,觉得散漫一点,所以有几系竟一点没有成绩.现在改组为四大部,集中人才,加添设备,当然有点进步.”[11]言外之意是,他对研究所的已有工作并不满意,但也从侧面反映了1920年前的北京大学已设立了各种研究所.这也似乎与其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中所言“各科必设各种研究所”的想法不谋而合,他说[12]：

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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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元:我国大学研究院所肇始时间考

1920年秋,蔡元培应邀在长沙作了《何谓文化》的讲演,他介绍说[13]：

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但各国为便利学者起见,常常设有独立的研究所.如法国的巴斯笃研究所,专研究生物化学及微生物学,是世界最著名的.美国富人常常创捐基金,设立各种研究所,所以工艺上新发明很多.我们北京大学虽有研究所,但设备很不完全.至于独立的研究所,竟还没有听到.

此时他又明确表示“北京大学虽有研究所,但设备很不完全”.从上述可知,在1920年之前,北京大学确实已设立了研究所.

(二)时人的回忆评价

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研究院所在大学内的首创也必然引发时人的讨论与评价.其中不免涉及研究院所的创设时间,亦可为论证提供依据.

1930年,周作人写了《北大的支路》一文作为北大三十二周年纪念,他在回忆十三年前的事情时说[14]：

我是民国六年四月到北大来的,如今已是前后十四年了.等,而民六以来,计划沟通文理,注重学理的研究,开辟学术的领土,尤其表示得明白.别方面的事我不大清楚,只就文科一方面来说,北大的添设德、法、俄、日各文学系,创办研究所,实在是很有意义,值得注意的事.有好些事情随后看来并不觉得什么希奇,但在发起的当时却很不容易,很需要些明智与勇敢.

1931年,何炳松在其《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大学教育》中也提到：“民国七年增设研究所以提高学术的程度,民国八年又招收女生以提倡男女同学的制度,北京大学因此成为全国最高的学府和新文化的领袖.”[15]周作人和何炳松均对北京大学当年创办研究所之举给予了高度评价,而且皆说1917年或1918年的北京大学已办有研究所.1932年,傅斯年在《改革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中说：“民国五六年以后,北京大学侈谈新学问,眼高手低,能嘘气,不能交货,只挂了些研究所的牌子,在今天看来当时的情景着实可笑,然而昏睡初觉,开始知道有这一条路,也或者是一个可纪的事.”[16]傅斯年认为,大概1917年前后,北京大学即已“挂了些研究所的牌子”.虽然傅斯年对当年北京大学研究所的工作颇为失望,但他还是认为那是一件开风气之先的事.1940年蔡元培逝世后,顾颉刚作了《悼蔡元培先生》一文,也记录了蔡元培创办研究所一事,他说[17]：

那时国立大学只有这一个,许多人眼光里已觉得这是最高学府,不能再高了.但蔡先生还要在大学之上办研究所,请了许多专家来做研究导师,劝毕业生再入校做研究生,三四年级学生有志深造的亦得入所,常常开会讨论学问上的问题.这样一来,又使大学生们感觉到在课本之外还有需要自己研究的学问.

从这些同时代人的回忆及评价中,也可获知北京大学在1918年左右已设有研究所.可其创建的具体时间尚难确认,并且设立了何种研究所也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确信,在1922年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立之先就已有研究所之设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