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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类论文范文资料,与生招生“专业课统考”带来的变革反思相关毕业论文格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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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考生却因应试能力较差、临场发挥失常或单科未达线而被拒之门外.可见,“统考”所蕴含的侧重知识而非能力的考核标准,不能有效地鉴别考生的综合素质与研究能力,极有可能选拔出大批的应试型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生教育的生源质量.二、“统考”在制度设计层面带来的变革
在研究生招生专业课考试中,制度设计层面关注的是考试和招生的权力和模式.与以往的“自命题”相比,“统考”带来的新变化是更侧重政府的招考权力,更强调一元的招生模式.
（一）更侧重政府招考权而非高校自主招生权
自20世纪中期以来,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这不仅是教育部有关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精神,也是《高等教育法》的明确规定.教育部在上述《通知》也明确指出,改革是为了进一步扩大高等学校的招生自主权.从世界上大学的历史发展来看,招生权是大学所拥有的法定权力,属于大学自治的范围.但是,在我国大学的研究生招生中,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强行介入,把招生和考试的权力当作行政主导的选拨权力.自研究生教育恢复招生以来,政府通过“放权――收权――再放权――再收权”的方式不断调整招生改革,大学从未实现完全的招生自主权.即使在“放权”的阶段,政府也享有很大的招生考试权,并以“通知”和“文件”等手段直接指导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而一些先进的法律法规并未得到贯彻实施.因此,政府和高校在研究生招考权上的冲突也一直存在.比如,除2003年规定的34所自主划定复试分数线的招生单位之外,政府一直掌握着划定分数线的权力,使各校自主命题、自行阅卷的初试接受同一分数线的控制,既缺乏科学依据,又与国际趋势背道而驰.2007年开始的“专业课统考”更是雪上加霜,因为在2007年之前,初试科目为政治理论、外国语和两门业务课.其中政治理论、外国语（非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的英语、日语、俄语）和部分专业的基础课（数学一、数学二、数学三、数学四、中医综合科目、西医综合科目）由教育部统一命题,考试大纲由教育部制定,其他科目由招生单位自行组织命题.复试时间、地点、科目、方式由招生单位自主确定.［6］对于众多不需要考数学的专业而言,政治、外语两门公共课共200分,高校自主命题的专业课共300分,在初试成绩中占60％的权重,可以理解为高校在初试中的自主招生影响权重可以达到60％,而这一比例自2007年起在实行“统考”的学科就被降低为“零”.所以,“统考”收回了高校在研究生招生初试阶段的权力；同时,由于统考分数线的限制,这种权力在复试阶段并未得到相应的补偿,对高校自主招生权力的剥夺是很大的.可见,“专业课统考”政策使政府参与招考的领域越来越细、招考权越来越集中,高校的研究生招生自主权受到严重控制,这是与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方向相悖的,更加剧了政府与高校在招生自主权上的冲突.
（二）招生模式更强调一元而非多元
当前的研究生招生“专业课统考”涉及五个学科门类近百个二级学科专业,使研究生招生中“统一”的成分越来越多,“多元”的领域越来越窄,研究生招生模式更加走向单一.而实际上,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化发展,社会需要研究生教育增强个性和特色,鼓励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比如,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更加多样化,不仅培养从事科学研究的学术型人才,还要培养大量适合技术开发、推广、经营管理、社会服务等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研究生教育的学位类型更加多样,尤其是各种专业型学位层出不穷,成为学术型学位的重要补充,满足了社会的多元需求；研究生教育的质量观更加多元,不同类型研究生教育的质量标准差异巨大.这种多元化的人才培养必须以多元化的招生方式为起点,要求研究生招生考试能够鉴别出学生的综合素质与个性差异,从中选拔出高层次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性人才.［7］而“统考”恰恰把个性化的选拔“统一化”,筛选中最终注重的是“应试能力”,当然不利于所有类型的研究生教育挑选出符合自身独特要求的学生,这样就会降低生源质量、加大培养难度、不利于多元化培养模式的实施.
三、“统考”在文化和心理层面带来的变革
在研究生招生专业课考试中,文化和心理层面关注的是信任对象和民意听取,与以往的“自命题”相比,“统考”带来的新变化显然是民众更信任政府而非社会中介考试机构,改革更侧重听取民众的意见而非学者专家的建议.
（一）民众更信任政府而非社会中介考试机构
我国大多数重要的教育考试都是由政府举办的,教育部于1987年成立了考试中心,专门负责各项教育考试工作.教育部考试中心是承担教育考试专项职能且执行部分行政管理职能的教育部直属机构.该机构的主要职能是根据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政策法规,参与相关考试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工作,参与研究有关考试工作的改革.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改革之后,统考科目和部分专业基础课的统一命题、试卷印发以及分数线的划定等工作都由考试中心负责,考试中心既是考试组织机构,又是教育行政部门,是政府在教育考试方面的代言人.考生报名参加考试,高校根据考生分数和考试中心划定的分数线开展复试工作.政府主办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如图1所示：
在探讨研究生招考改革中,许多研究者也提出过引入社会中介考试机构的设想.这种机构主要是提供适应当前研究生入学考试需要的资格考试,同时为考生提供与研究生考试相关的考试信息,包括高校信息、专业信息和历年招生情况等,还为高校提供考生的信息,以便高校选择更适合本校各学科需要的考生.这样的中介考试机构具有独立性和专业权威性,能够综合利用现代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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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公认的由社会中介考试机构主办的研究生入学考试最成功的模式是以GRE（GraduateRecordExamination）考试为核心的美国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它在保证研究生生源质量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提供GRE考试的ETS（EducationalTestingService,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就属于社会中介考试机构.但是,在我国建立社会中介考试机构一直都是研究者的构想,而无法真正实施.其中的心理原因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无论是高校还是民众,明知现行的由政府制定和执行的招生政策存在很大的问题,但还是愿意选择依靠政府.我国没有社会中介考试机构的存在和传统,民众对新事物具有排斥和不信任的态度,缺乏诚信的社会环境更加重了这种不信任,认为政府尽管也有私利,但组织考试总比其他社会机构更公平、更值得信赖一点；高校也愿意依靠政府来转嫁研究生质量下滑的责任,致使研究生招生考试改革与国际趋势背道而驰.
（二）改革更侧重普通民众的意见而非学者专家的建议
在研究生招考政策中,考生是最直接的政策受众,他们最先感知到教育政策所带来的具体变化.考生对招考中的各种问题由于是亲眼所见、感觉最为直接,所反映的问题也最为真实和详细.以考生和家长为主体的政策受众在教育政策制定的整个过程中表达自己的声音和诉求,可以为政策制定提供鲜活的信息.另一方面,当前研究生报考人数增多使得“统考”政策影响的范围越来越大,各种社会舆论对此都非常关注,如果忽视普通民众的声音和诉求,极易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所以,普通民众参与政策的制定和决策也是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听取广大民众的意见既可以使政策体现出更广泛、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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