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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类论文范文资料,与生招生“专业课统考”带来的变革反思相关毕业论文格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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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意；也能给予民众充分表达意愿的机会,满足其参政议政的需要,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考生由于自身不成熟,对于一些政策问题的认识难免出现偏差,对政策问题的表达难免会有不当之处；民众在参与政策过程中,作为个体往往只关注自身利益,而忽视政策的全局性和长远性,因此这些意见并不能直接作为政策修改的依据.比如,笔者在访谈中就发现,考生真正关心“统考”政策的人并不多,很多考生认为怎么考是政府或者学校的事,与自己无关；而对“统考”与“自命题”的选择,很多考生完全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做出取舍,而不会考虑这种政策可能带来的整体的和长远的影响.这也显示出在听取民意中要对民意进行信息整理和数据处理,否则就会因“偏听”而制定出不符合科学规律的政策,使改革骤始骤停、忽左忽右.
在克服“偏听”方面,学者专家的建议是一种重要的“民意”补充,学者专家参与政策过程是政策科学化的重要保证.一方面,学者专家是各专业领域的权威,其专业知识和技能有助于提高政策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学者专家一般与政策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们作为研究者要坚持“学术中立”原则,可以从较为客观的角度对政策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使政策更理性、科学.研究生招生政策是研究生教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教育内外部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既有作为选拔性考试的共同特征,也有自身的特殊要求和演化规律.这种复杂的状况和要求,需要学者专家进行深入研究才能提供较为科学稳妥的政策方案.而研究生“专业课统考”政策反映出改革侧重普通民众的意见而忽视学者专家的建议,致使改革的认同度不高、改革前景不明.
四、研究生招生“专业课统考”政策反思
政策所要调整或规范的是人的行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利益关系.［8］同样,教育政策也是有关教育权力和利益的具体体现,它无论如何变换都不会偏离权力和利益这个关键和核心.［9］39如果不对利益的本质及其与政策的关系有所了解,就很难理解人们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行为动力,更谈不上对政策执行问题进行深入探讨.［10］制定政策的主体自身利益的客观存在,决定了政策的创立和实施必然带有明确的利益倾向,即服务于政策主体的利益.［11］具体而言,研究生招生“专业课统考”政策的产生是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门、招生单位和考生这三种主要的政策主体通过竞争、博弈与合作而达到的相对均衡的结果.其中政府起着主导性作用,因为它跟其他政策主体相比,更具有资源配置的权力优势,以及通过行政、经济、法律手段在不同程度上约束非政府主体行为的权利.［12］但是,研究生招生“专业课统考”这种政府主导、集中体现政府利益的教育改革,在招考活动层面、制度设计层面和文化心理层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有可能会出现高等教育质量的“公地悲剧”,造成政策相关方“受众失语”,政策演变不知“从哪里来,往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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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考”应警惕高等教育质量的“公地悲剧”
研究生招生“专业课统考”政策是对政府、招生单位和考生这三种政策相关方的权力和利益的再调整,虽然三方存在着矛盾纠结和利益冲突,但“统考”在某种程度上又为各方带来了一定的潜在利益.相关各方都希望能充分利用政策尽可能地追逐最大化的利益,而忽略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样就产生了高等教育质量的“公地悲剧”――没有人真正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负责.
1968年英国的哈丁（GarrettHardin）教授在《Thetragedyofthemons》一文中首先提出“公地悲剧”理论模型.他说,作为理性人,每个牧羊人都希望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在公共草地上,每增加一只羊会有两种结果：一是获得增加一只羊的收入；二是加重草地的负担,并有可能使草地过度放牧.经过思考,牧羊者决定不顾草地的承受能力而增加羊群的数量.于是他便会因羊只的增加而收益增多.看到有利可图,许多牧羊者也纷纷加入这一行列.由于羊群的进入不受限制,所以牧场被过度使用,草地状况迅速恶化,悲剧就这样发生了.［13］“公地悲剧”的发生有两个条件：一是人性的自私和不足；二是缺乏制度约束.
在研究生招生“专业课统考”政策中,政府、招生单位和考生都能从中获益.首先,政府的利益体现为三点：一是通过减少涉密人员,加强各环节保密措施来维护考试秩序,这是保证考试信度、维护考试公平的前提［14］；二是通过提高命题质量、减少“泄题”风险来保证人才选拔的最基本质量；三是获取了相关经济收益,即通过研究生招生的“考试经济”而获利.［15］它体现了政府的自利性,即政府在公共目的的背后隐藏着对自身利益的追求,［16］包括各级政府自利、政府职能部门自利和政府组织成员的自利.［17］其次,“专业课统考”虽然使招生单位自主权缩小、专业特色无法体现、生源质量难以保障,但“统考”毕竟也能带来一定的好处：可以使自身的招生工作更为轻松,只参与复试环节即可；更能减少招生单位在研究生招生质量方面所承担的责任,进而可以推脱研究生教育质量下滑的责任.“统考”使招生单位在人才选拔上处于“无权无责”状态,就像是工业生产中的“来料加工”,既不管原材料选购也不管产品销售,可以推托社会各界关于研究生培养质量下降的严正指责.从这个角度来讲,“统考”政策对于招生单位而言也并非无利可图,因为没有真正的“自主办学”,高校就没必要遵从市场竞争规律来切实提高教育质量,“按文件办学”反而成为一种捷径.最后,对于考生而言,“统考”可以减轻备考负担、满足考生考试知情程度相近的要求,那些不擅长“应试”者毕竟是少数,其利益是不受关注的.所以,“统考”政策对于各政策相关方而言,似乎都有利可图,都可以采取绥靖态度,因而也就产生了“研究生招生质量”意义上的“公共牧地”,没有人真正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承担责任、付出积极努力.
除了私利之外,“公地悲剧”发生的条件之二是缺乏制度约束.我国的研究生招生考试显然缺乏制度约束,从制定招生计划、设置考试科目、组织入学考试到录取的各个环节都体现着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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