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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日后也不得不承认,张伯苓的办学理念一定意义上满足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正如他的回忆,“经过深思,特别是若干年后,我对张氏(指张伯苓)反倒越来越崇敬了.”张伯苓讲求实用的办学风格,是问题之一,问题之二是私立大学经济实力有限,迫使南开不得不保持实用办学风格和教学为主的办学特点.
1929事件发生后,张伯苓经过痛苦思考,制定了学校日后的发展规划.他认识到就学校整体实力而论,私立南开大学竞争不过国立清华大学和国立北平大学,因此,应该停止竞争,争取与后者相互合作,取长补短.张伯苓在与他好友何廉的交流中共同认为,由于南开坐落于商业都市天津,天津拥有华北大工业中心的前景,为此,南开未来的发展重点是培养企业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而当时的国立清华大学和国立北平大学尚未包括这两个领域.为此,张伯苓千方百计地加强商学院,并且主张“一旦有可能就建立一所工学院.”
以上可见,私立大学的窘迫经济状况,不允许私立南开大学发展成国立清华大学那样的纯粹研究学问的高等教育学府.
道破此点的是私立南开大学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教育硕士黄钰生.他指出,“南大为经济所限,不敢奢谈研究,她只是一个老老实实的教学机关(ateacherinstitution),问或有点研究”.
综上,张伯苓校长的个人偏好姑且不论,中国私立大学有限的经济实力,致使南开难以为追求学术研究的学者研究提供足够经济支持.何廉教授言及此事时谈到,1928年,他本人也有另谋他就的想法,对方的吸引力在于优厚的薪金待遇和优越的研究工作条件,由于张伯苓执意挽留,并决定单独拨给何廉研究经费和减少其授课时间,才最终留住了何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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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立清华大学更为接近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样式,因此,1929年事件的发生便易于理解.清华对于留美博士们的吸引力,正如蒋廷黻的描述：
清华有两项重要措施是值得称道的等就待遇的标准说,清华是按照教育部的规定的,但清华另外规定有休假,并可供给休假旅费；上课钟点少,较其他大学进修的时间多；图书馆、化验室的经费也比其他学校充足.如果一个人为了拿薪水,就不必请到清华.但是为了研究、写作、进修,他就会到清华来.
三、私立南开大学校长属下行政班子的专擅成为1929年事件的导火索
不同于国立清华大学自由色彩浓厚的内部管理制度,私立南开校长权力较大,导致校长行政班子揽权过多,其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引发1929年事件.
美国私立大学中,董事会、校长、教授会、学生自治组织等等多种力量的共同参与学校管理,这一高校内部管理体制与机制,体现了美国的民主制度文化传统.
罗家伦执政时期,国立清华大学自由主义色彩浓厚,教授会、董事会与学生会拥有治校权力.罗家伦作为强化中央政权和校长权力的代表,最终辞去国立清华大学职务的重要原因,是清华董事会甚至学生行使权力的结果.由此可见国立清华大学的美式色彩.
相比之下,私立南开大学的内部管理,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特定的制度文化传统.
私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尽管力倡师生合作民主办学,重视制定并严格遵守学校的规则制度,并杜绝东方文化所特有的家族化办学传统.然而,张伯苓作为南开的缔造者之一,与南开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是南开的总负责人,又是总设计师.私立南开大学的创办,体现了张伯苓的办学理念；私立南开大学的办学经费,依靠张伯苓的奔走游说和募集捐款.特定的校情,决定了南开董事会、校长等多种学校管理力量中,校长张伯苓的权力较大.私立南开大学校长的较大权力,其体现了中国特定制度文化传统之下私学之特点.此间,中国大学尽管仿效西方,但其实无法全盘照搬,学习西方程度限于中国制度与文化的许可范围.校长统一领导体制的优点是高效率与高凝聚力,但是,正如一把双刃剑,该体制也会产生难以预测的问题.私立南开大学校长权力较大导致校长属下行政班子揽权过多,埋下了1929年事件爆发之伏笔.
20世纪20年代,教师完成了白天的工作,晚上在南开百树村教员俱乐部休闲聊天中,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就是抱怨学校的行政管理由一小拨校长的亲信们垄断.详述此事的是私立南开大学教授、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方显廷,他回忆到：
这群人碰巧是早几年从南开中学毕业的学生.而面对着诸多在不同领域属于第一流的学者们,学校的3位顶级管理人员――注册主任、会计和总务主任,在同这些人打交道时,不由得感到十分自卑.
上述可见,校长行政班子权力膨胀,已经引起深受民主教育体制熏陶的留美博士们的不满.
这一矛盾,如若张伯苓在校,负面效应可能不甚尖锐.而当珍惜人才的张伯苓离校之时,负面效应注定急剧升温.1928年11月底至1929年9月底,正值张伯苓离校赴日本和欧美募捐并考察教育.此间,便发生了3位骨干教授离开南开流入清华的事件.
根据时任私立南开大学部主任黄钰生回忆：张伯苓校长出国,我在无所秉承又不熟悉章程的情形之下,轻听了一二有偏见者的怂恿,不经评议会的审议,擅自处理了一位成绩斐然的教授的调薪问题,因而引起了公愤,五位教授拂袖而去,致使大学部蒙受了很大的损失.
五位教授,除了流入清华的蒋廷黻、肖蘧和李继侗,还有转入东北大学任教的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萧公权,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饶毓泰,也援引南开的相关规定而赴德进修.
其时,私立南开大学机要秘书兼注册课的主任是张伯苓校长的重要行政手下,与肖蘧“交恶”已久.南开注册课管得很宽,相当于其他大学的教务处和训导处.肖蘧的堂弟,时任私立南开大学政治学教授萧公权回忆到“注册课主任,实际上所负的职务超出‘注册’的范围”.
黄钰生进而述到,1929年“下半年发聘书的时候,教授中成绩很好的肖蘧理应增薪二十元”但是,校长的机要秘书兼注册课主任不同意为肖蘧增薪,黄钰生与其协商,希望将此事拿到教师评议委员会来定夺,被该位校长行政手下拒绝.黄钰生没有坚持,因为校长发聘书的图章,由其掌控.黄钰生回忆：“消息传出,肖蘧愤然辞职.李继侗,蒋廷黻同情肖蘧也拂袖而去”.由此可见,校长行政手下的专擅,是1929年事件的导因.
根据萧公权的回忆,1929年5月,南开发出下半年的聘书,除了肖蘧没有加薪之外,所有教授同仁都加了十元至二十元不等的薪水.肖蘧在南开认真任教5年,却没有被加薪,认为这是学校不愿意继续留他的示意.是时,蒋廷黻正好接受清华邀请,见肖蘧被冷落,大为不平,当即邀请肖蘧一同前往清华.萧公权进而论到：“叔玉(即萧邃)脱离南开,可以说是不欢而散.学校当局对他的态度,不能令人满意.这增加了我脱离南开的决心”.
以上可见,校长属下行政班子的专擅,加之张伯苓校长离校出国,是多位留美教师拂袖而去的直接原因.这对于私立南开大学,确有如遭大劫之感.1929年事件,正是中国特定制度文化传统之下,私立大学内部管理制度中的问题所致.
以上,从公私立大学比较分析维度,陈述1929年事件发生背后,私立南开大学的三点因素.
1929年事件,一定程度上诠释了中国政权由弱变强之后高等教育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该格局决定于中国官学同构的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
1912―1927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军阀混战,军队挪占大部分教育经费,致使“教育界的欠薪问题,几乎无处不有”,严重摧残了国家教育事业,带来私立大学的发展机遇.南开虽然经费困难,但保证月月按时发给教师薪俸.加上南开学校的名望,私立南开大学呈现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1929年,日趋稳定的南京国民政府业已取代衰微的北洋政府,为了加强自身的统治,极力强化官学实力,国立大学的办学经费、办学条件、设备设施与教师待遇得到改观.从而使得私立南开大学教师资源流入国立清华大学成为势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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