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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方面有关论文范文,与汉语语境中的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相关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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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自1987年译介到中国以来,诠释、研究和争论一直非常盛行,对中国高等教育有重大影响；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只要涉及教育哲学,就会引用它,或以其中观点为支持,或从其观点出发进行深入的哲学思考.1998年至2010年,仅CSSCI期刊论文,就有778篇引用《高等教育哲学》；布氏高等教育哲学思想围绕高深学问、学术自治、学术自由、教育职能、普通教育、高等教育学、治学道德、教会大学等8个主题展开,而引用最多的是布氏就高深学问、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等3个主题表达的观点,主要是认识论哲学与政治论哲学等10个观点.由于文化语境差异,《高等教育哲学》译介到中国之后,发生一定程度的误读和变异,其中,认识论、政治论和学术自治论的误读与变异最大.经典传播中正常的跨文化变异或许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无意或有意的误读,必然会误导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思维走向；而缺乏对经典著作的科学诠释和理性批判,就难以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高等教育哲学.
关 键 词：高等教育；哲学；汉语；语境；误读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2）05―0019―09
一、引言
布鲁贝克（JohnS.Brubacher；以下中文简称布氏）的《高等教育哲学》（OnthePhilosophyofHigherEducation；以下中文简称《哲学》）于1977年初版,1982年出修订版,是西方第一部以“高等教育哲学”命名的专著.该书通过对高等教育发展中一些根本问题开展深度哲学思考,广征博引各家学说,展现高等教育哲学发展全貌,对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哲学》（汉语本根据1982年版翻译）1987年由王承绪教授等人译介到中国,此后,诠释、研究和争论一直非常盛行.20余年来,中国学界一直把它奉为高等教育哲学的研读经典[1],认为它对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的影响具有奠基性作用[2].实际上,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只要提起教育哲学问题,就必然会引用《哲学》.
著作的被引用次数是显示其学术影响力的重要指标.考察《哲学》的被引频次及所引内容,可以了解书中哪些观点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发生影响.《哲学》进入中国文化语境后,由于文化差异,出现一定程度的误读（误译也是一种误读）,因此,梳理中国学者对其中核心概念的解读,可以了解他们在汉语语境中的流播、误读和变异发展脉络.
二、《高等教育哲学》被CSSCI论文引用情况
CSSCI数据库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主要文献信息查询的重要工具.随着文献计量研究的不断发展,众多学者开始利用CSSCI的数据资料,评析学科领域内较有影响的文献,揭示该学科的热点问题和发展趋势.比如唐云富[3]、高耀[4]、刘晋飞[5]通过被引总量、影响因子和被引广度等指标,评价某一期刊学术影响力；龚放[6]、张灵芝[7]、潘黎[8]借助CSSCI所收集的关 键 词,总结某一时期中国教育研究热点；杨秦[9]、胡[10]通过对引文索引中被引文献的统计分析,探明学科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国内外学术著作等.但目前还没有文章以CSSCI数据库被引文献为视窗,考察外国经典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产生的学术影响,因此本研究进行这种尝试,以期为我国教育学研究提供些许参考.
本研究首先利用CSSCI数据库“被引文献板块”检索《哲学》的被引次数.由于CSSCI数据库最早回溯到1998年,而CSSCI在录入数据库的时候有一定的时间延迟,所以检索时间范围为1998至2010年.检索所获论文778篇,分布如图1所示.图1《高等教育哲学》被引总量（CSSCI数据）
宋娜娜：汉语语境中的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1998年至2010年,直接引用《哲学》的CSSCI论文多达778篇,这足以证明它受到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界的普遍认同.从13年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自1987年被引进中国以来,《哲学》的影响力并没有随着时间减弱,反而呈不断上升的态势.这反映出《哲学》作为经典在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随着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它的影响力和扩散力也在不断增强.
三、《高等教育哲学》被引主要热点
布氏在《哲学》一书中,以“高深知识”为基点,建构一个分析高等教育哲学流派的参照框架.围绕“高深学问”,布氏把自己的高等教育哲学思想分成8个中心问题来陈述,而这8个主题均被多次引用,次数如图2所示.从引用看,《哲学》影响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不是整部书,而是部分观点,或者说,是它就部分高等教育问题或主题表达的观点.中国学者在讨论这些问题或主题时,自然而然地引用布氏,或作为支持,或从布氏观点出发,进行深入的哲学思考.
从图2可以看出,“高深学问”这一概念的影响面最大.布氏在《哲学》中将“高深学问”视为高等教育的核心及核心概念,中国学者在探讨这个主题时,常以布氏的思想为源头或切入点.另外,以“高深学问”为基点,布氏认为高等教育存在的哲学基础有两大派别：认识论和政治论.伴随着现代大学走向“社会的中心”,大学应该是追求“高深学问”的“象牙塔”,还是满足社会需求的“服务站”,已成为教育界长期争论不止的热点问题.中国学者把这个问题上升到哲学层面进行讨论时,常以布氏的“认识论”和“政治论”作为哲学基础.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高度相关,自治是自由的必要前提、基础与保障.布氏在《哲学》中对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合理性及其限度做出详尽分析,因此国内学者探讨这两个命题时,常援引布氏学说作重要理论支持.同时,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高等教育的精英模式受到冲击.高等教育是特权还是权利,引起中国教育界的热切关注.布氏主张第三级教育由许多机构组成,其中既有尖子大学,也有初级学院,这种体系兼顾公正和平等；而这一主张对解决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诸种问题正好也有启示.图2《高等教育哲学》中8个主题被引用次数
从所引观点看,目前国内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比较注重对“哲学基础”、“学术自治”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等教育理论和宏观政策的探讨,对教学和课程等实践性的教育问题研究较少,而对涉及伦理道德、大学精神等价值观方面的探讨就更为不足.在哈佛大学前校长博克（DerekBok）看来,一所大学如果不愿认真对待道德问题,就违背它对社会应负的基本责任[11].高等教育研究者必须更加注重对自由教育、道德教育、人文教育等问题的研究.四、对《高等教育哲学》主要观点的解读
一切学术研究的历史都是继承和发展的历史,高等教育研究也不例外[12].对《哲学》中被引用最多的几个观点进行深入考察,可以了解国内学者如何诠释书中的核心概念、引用这些概念时衍生出什么新的观点、这些新的观点对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展产生什么影响.本研究清理出《哲学》一书中被CSSCI论文引用超过20次以上、排在前10位的观点,如表1所示：
（一）对“认识论”和“政治论”的解读
以“认识论”和“政治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理论产生的影响最大.布氏认为：“大学确定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一种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则以政治论为基础”[13]13.国内学者对布氏两种教育哲学的解读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信奉认识论的人援引布氏的观点指出,追求真理本身就是目的,而真理的本质是其客观性,因此应排除价值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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