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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方面论文范文素材,与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概况与前瞻相关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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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外语教育政策近年来成为我国学界的热点研究领域.通过检索中国知网期刊论文并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发现：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已走过20年历程,大致可分为自发阶段（1993-2004）、自觉阶段（2005-2007）和热点阶段（2008-2012）；以“核心区”与“相关区”期刊队伍、主要学者队伍及主要学术中心为基点的学术圈已基本形成；研究主题、方法与视角均已呈现多元局面.但是,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存在学术圈比较稚嫩、不同主题研究力度差异很大、定量研究与描述性研究相对不足、研究视角不够开阔等问题.学界须做出更大努力以推进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走向成熟.
关 键 词：外语教育政策；教育政策研究；文献计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G40-01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3）01-0057-08
一、引言
外语教育政策是教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语教育政策研究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公共政策（PublicPolicy）研究范畴”[1]26.尽管沈骑等学者发表过题为《建国60年以来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综述》的论文,但文中事实上梳理的是我国语言政策研究的轨迹,诚如文中所言：“外语教育政策只是在近年来为国内研究者所关注,相关的研究明显较少”[2]67.通过较为准确、全面的文献收集发现,我国学界在1993年发表第一篇外语教育政策研究论文[3],迄今刚好20年时间.20年来,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在我国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尤其是最近几年,这一研究已成为我国外语与教育研究界的新热点,许多高校相继成立了相关研究机构,一些学术期刊先后设置了相关研究栏目,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展了有关研究.学界对研究情况已进行为数不多的述评,但尚无文献计量分析.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计量学分析方法,对从中国知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到的1993-2012年间（截至2012年12月21日）的外语教育政策研究论文进行分析,旨在梳理研究的轨迹,揭示研究的现状,探讨研究的未来走向.
为尽可能准确、全面地收集数据,本研究使用的检索词为“外语教育政策”（因外语语种繁多,且学界使用“英语教育政策”之类概念多为指称具体语种的课程与教学标准或大纲等,故未将此类概念作为检索词）,匹配要求为“精确”,检索范围包括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教育与社会科学综合”、“文史哲”、“经济与管理”和“政治军事与法律”等4个社会科学专辑下全部期刊的全部数据,检索项包括“篇名”、“主题”、“关 键 词”和“摘 要”,项间逻辑关系为“或者”.在下载保存检索到的全部文献之后,剔除了非学术文献和重复发表文献,确定了135篇论文作为有效样本文献进行研究.然后,将样本文献的篇名、关 键 词、作者姓名、作者单位、期刊名称、年（期）、期刊类别、期刊级别等信息输入Excel统计表以便汇总分析.其中,“期刊类别”主要依据期刊名称及载文主题,分为外语类、教育类、高校学报类、社科综合类和其他类,每家期刊仅归属一个类别；“期刊级别”分为核心和非核心,确定核心期刊的依据是发文当时属北大版中文核心期刊或南大版CSSCI来源期刊（含扩展版）,其余（含核心期刊的增刊）则归属非核心期刊.研究时以统计表为辅助,结合文献原文,分别按发文年度分布、载文期刊分布、作者与单位分布、研究主题分布和研究方法与视角等进行计量,最后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做定性分析.
二、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发展阶段
统计发文年度分布可直接反映该领域研究的发展情况.从发文年度分布来看（见表1）,1993-2004这12年间,我国学界发表的相关论文总共仅8篇,有5个年度发文空白,年均不足1篇.而2005年一跃发文5篇,至今8年里一直呈增长态势,共发文127篇,年均约16篇,且从未间断.
根据统计结果,我们可将1993-2012这20年间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参见表2）：第一阶段为自发阶段（1993-2004）,这一阶段的研究基本都是仅与外语教育政策有关,而非直接以外语教育政策为课题,且罕见代表性成果（仅有1篇教育类核心期刊论文）；第二阶段为自觉阶段（2005-2007）,这一阶段学界认识到外语教育政策的研究价值,开始直接将其作为课题,多篇论文的篇名即包含“外语教育政策”字样,且出现了较多代表性成果（总共22篇论文中有11篇外语类和教育类核心期刊论文）；第三阶段为热点阶段（2008-2012）,这一阶段每年发文都达两位数,代表性成果开始涌现（总共105篇论文中有53篇外语类、教育类和社科综合类核心期刊论文）,但研究成果良莠不齐的局面也开始凸显（仅本阶段出现其他类非核心期刊论文）.
三、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学术期刊
统计载文期刊分布首先可反映研究成果的媒体分布情况,其次可为期刊发展与评价提供依据,再次可为学者投稿提供参考.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135篇论文所在期刊很广,总共发表于82家（更名前后视为一家）,刊均载文1.6篇；其中核心期刊28家,刊均载文2.3篇.载文多于3篇的有5家,载文2-3篇的有18家,其余59家各载文1篇.（见表3）
依据文献计量学原理,可对某一领域研究论文的载文期刊按载文量多少排序,划分出对该领域研究贡献程度递减的核心区、相关区和边沿区期刊[4].而且,本研究认为在进行划分时还须考察有关期刊近三年是否刊载了相关论文,因为期刊转型如今已不鲜见.因此,我们可将载文多于3篇且近年依然载文、知网正常收录的4家划为外语教育政策研究“核心区期刊”,分别是：《外语教学与研究》、《中国外语》、《比较教育研究》和《全球教育展望》,它们同时都是核心期刊；将载文2-3篇的在剔除近三年未刊载相关论文和其他类期刊后剩下的15家划为“相关区期刊”,其中核心期刊8家：《外语教学》、《外国语》、《外语界》、《现代大学教育》、《现代教育管理》、《外国中小学教育》、《教育评论》和《教学与管理》,非核心期刊7家：《中国外语教育》、《教育与教学研究》、《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和《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将其余划为“边沿区期刊”.这19家“核心区期刊”和“相关区期刊”中包括外语类6家（5家核心、1家非核心）、教育类8家（7家核心、1家非核心）和高校学报5家（全为非核心）,共载文64篇（占发文总数的47.4%）,其中核心期刊载文49篇（占核心发文数的75.4%）,它们构成了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学术期刊队伍的主体.四、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学者与单位
统计文献作者与单位分布,可以反映某一领域研究的学者结构与学术中心所在.我国135篇外语教育政策研究论文共有103位作者（合著仅统计第一作者）,人均发文1.3篇.其中,发文3篇及以上和发文2篇及以上但有核心发文的作者共11位（占作者总数的10.7%）,他们分属不同高校,发文数量与质量具有较强代表性（占发文总数的30.4%和核心发文数的33.8%）,为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做出了较大贡献.从年龄结构来看,其中40-49岁的学者占大多数,39岁以下的青年学者也开始崭露头角.（见表4）
本篇论文来源 http://www.sxsky.net/zhengzhi/050425955.html
就作者单位（以第一署名单位的一级单位为准,更名前后视为一家）统计来看,除有2篇不详外,其余133篇论文出自78家单位,包括73家国内高校、2家国外高校和3家国内其他单位.可见,国内高校是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单位的主体.但满足“发表3篇及以上论文、1篇及以上核心、拥有2位及以上在任作者”三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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