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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方面论文范文素材,与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概况与前瞻相关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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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40;仅5家（占总数的6.4%）,分别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浙江工商大学.五校共发表23篇相关论文且全为核心,占发文总数的17.0%和核心发文数的35.4%.其中前四校还主办了6家外语教育政策研究“核心区期刊”或“相关区期刊”,占总数的近1/3.（见表5）可以说,这五所大学成为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主要学术中心.五、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主题
统计文献的研究主题分布可揭示人们在该领域已经研究什么,还要研究什么,甚至应该研究什么,以及整体发展形势如何,等等.为使研究样本更具代表性,在统计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主题分布及接下来的方法与视角情况时,对前述135篇论文进行了甄选.选择样本的范围包括核心期刊、“核心区”和“相关区”期刊、外语类期刊、主要学者（见表4）与主要单位（见表5）.当然,上述范围间有若干重复,且若“其他类”期刊论文入列也宜剔除.据此,最终确定的统计样本包括来自50家期刊的101篇论文（其中外语类14家、43篇,教育类21家、37篇,高校学报11家、17篇,社科综合类4家、4篇）.
首先将样本论文依据篇名、关 键 词、摘 要等三项信息各自提炼一个主题表述,然后按聚类统计分析原理处理,逐步归属至11个主题,最后按照三个阶段分别计数.（见表7）
统计发现,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随着从自发阶段步入自觉阶段,再步入热点阶段,研究主题越来越广泛.汇总分析如下：
第一,近5年来,随着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由自发、自觉阶段进入热点阶段,学界将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作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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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对“国外外语教育与政策”的研究自进入自觉阶段以来,成为主要研究主题,其中尤其是对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研究,因为两国是最典型的文化多元、语言多元国家,而“社会秩序可奠定于文化多样性背景中的道德共识和民主法治之上”[13],故两国的外语教育政策极具借鉴意义.贾爱武、龚献静等对美国的外语教育与政策进行了研究,指出其历经改革与演变[14],始终以国家安全为价值指引[15],追求建立国家语言资源和人才储备库[16],主要通过改革课程标准、更新教学手段、建设师资队伍等手段[17]力求政策实施效果[18].不过亦有学者指出,像美国那样把外语拔到国家安全高度,可能导致偏离外语教育根本目标、偏离公民教育本质等负面效应[19].罗爱梅、王辉等对澳大利亚进行了研究,揭示其不断演变的外语教育政策背后主要由经济价值指引,强调外语的经济效用,加大外语教育的经济投资与长远规划以期在引进资金、技术和借鉴管理经验等方面发挥作用[20],因而实行优先化语言政策,强化亚洲语言的教育[21],同时也注重外语教育语种多样化和学生发展个性化[22].另外,也出现了少量关于德国[23]、法国[24]、荷兰[25]、泰国[26]等国家以及欧盟[27]、东亚[28]等地区外语教育与政策的论文.学者们还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国外外语教育与政策对我国的启示,但专门进行“中外外语教育政策比较”的研究成果[29]屈指可数.
第三,对中国外语教育政策的研究可分为宏观、地方与民族、不同教育阶段、港澳台等四个子主题,但研究力度差异较大.自张正东先生在2005年指出“缺乏成套的外语教育政策,乃至缺乏有关外语政策的研究”是制约我国外语教育全局的大问题[30]以来,学界表现出对中国宏观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极大兴趣,鲁子问、张沉香等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成果.研究认为,提高我国外语教育效率必须科学开展外语教育规划与制定外语教育政策[31],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不同特征[32],目前我国外语教育存在区域及城乡差异等矛盾[33],外语教育政策呈现深受政治经济和国际环境影响、中央政府直接参与制定、民众对政治文化的倾向性推动其实施等三方面特色,因而构建民主、科学的政策决策机制是提升我国外语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34].鉴于我国“长期忽视根据地方所处区域实际以及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外语人才的特殊需求来制定地方性外语教育政策”[35],学界近些年也开始关注地方与民族外语教育政策：张正东于2002年率先提出“为西部大开发制订外语教育政策”[36],陈光伟[37]、陈兵[38]研究了广西的外语教育政策,杨玉论述了民族外语教育的文化使命问题[39].在对不同教育阶段外语教育政策的研究方面,沈骑[40]等学者关于高校外语教育政策的研究成果多于韩宝成[41]等学者关于基础外语教育政策的研究成果.关于港澳台外语教育与政策[42]的论文仅1篇.第四,进入自觉阶段以来,关于政策过程的研究论文开始涌现.政策过程包含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实施）、政策评价与政策调整（改革）四个环节.在外语教育政策制定研究方面,学者们从语言学[43]、语言经济学[44]等学科视角着眼,提出外语教育政策制定要考虑内外两方面因素,其中内部因素主要是外语教育的内在规律,外部因素主要是对外关系与国家发展需求.近些年对外语教育政策实施与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对外语课程标准[45]、外语教育教学理论[46]与实践[47]等的相关研究.对外语教育政策评价与改革的研究论文仅3篇,分别总结了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得失[48],研究其改革策略[49]与方向[50],等等.
六、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方法与视角
统计文献的研究方法与视角,可以揭示人们在该领域已经如何研究,还要如何研究,乃至应该如何研究,等等.方法与视角多元,有助于更加全面地研究外语教育政策问题.研究方法可作不同分类,大的划分是有定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两类,但其间存在一个连续体,即描述性研究方法[51].为便于统计,本研究采用这种三分法,将每篇样本论文归属其中之一,而不考察其更为具体的方法是什么.鉴于“多学科研究”对具体研究领域具有促进意义[52],本研究考察样本论文研究视角即是其最主要的学科视角,这与学者的学术背景关联很大,只能是用了什么就记录什么,最后进行汇总.
统计发现,近20年来,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方法逐渐多元,其中定性研究占大部分,描述性研究约占1/4,定量研究在近5年也开始出现（尽管成果甚少）.在研究视角方面,随着研究阶段的递进,视角也越来越广.总体来看,学者们选取的主要视角是政策学（政治学）和教育学,分别占近六成和近1/4；其他学科视角累计不足两成,包括经济学、文化学、语言学、哲学、神经科学和发生学.（见表8）
七、结论与思考
通过对1993-2012这20年间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论文的计量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并引发对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未来走向的思考.
第一,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并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但仍有很大发展空间.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阶段的递进推动了研究成果数量与质量的提高,这与时代背景有很大关联.1990年代,由于改革开放已实行十余年,包括外语教育在内的各行各业都得到了恢复与快速发展,实践与理论的辩证关系使得外语教育政策研究论文随之自发出现.世纪交替之际,在教育国际化背景下,随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高等教育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相继启动,外语教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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