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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倾力投入的结果.在移动互联网的世界里,智能手机的制造已经与智能手机里的软件集成密不可分,手机里通过软件实现的各种应用直接会影响到用户对手机终端的选择.在手机软件市场里,大的公司会开发处手机应用平台,如中国移动的“MobileMarket”.在平台之上则是大批的手机应用软件开发小厂商,这是很有活力,也充满动荡的一个领域.创业公司不断涌现,也会大批死亡,为此,建议政府出台各种政策支持和鼓励这些手机应用软件开发企业的生存发展,以帮助打造完整的手机生产生态链,促进深圳手机生态系统的发展和繁荣.
(四)体制创新------设立电子信息产业工业研究院和创业银行
深圳有很多独特的优势,其中体制创新是深圳最大的优势之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市场萎缩,2009年的《新劳动法》全面实施,2010年的富士康事件和正在恶化的各个罢工事件,都将使得深圳及珠三角地区的人力成本提高,劳工风险迅速增大.这使得原本就处于微利状态的制造业与代加工业的处境更加恶化,总之,深圳原来的发展模式面临着巨大挑战.在电子制造行业,深圳富士康是最大的代加工企业,是名副其实的“竞底”高手.目前它的全球员工超过50万,堪称“世界代加工大王”,许多世界级厂商,如IBM、摩托罗拉、诺基亚、戴尔、思科、惠普、索尼、苹果都是它的客户.它与对手争夺订单时,有一个公开的诀窍―赤字接单,黑字出货,即以亏本的价格接下客户的订单,然后通过大规模采购、工艺改进等各项措施来全力压缩成本,最终使订单在出货时达到盈利.
代加工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决定了在深圳这样的地区,要么代加工厂采取最低工资的方式,于是出现富士康这样的员工连续自杀悲剧,使得地方政府面临来自社会各界的质疑和批评,要么代加工厂不断流向成本更低的内陆地区,从而造成深圳的就业问题和税务收入流失.富士康每年为深圳贡献的税收接近500亿元,最近传出要将涉及几十万人就业的工厂内迁到内陆城市的做法,无疑会给深圳的GDP增长和税收收入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
深圳富士康暴露出的候鸟经济模式已经充分警醒我们,以不断追求降低成本,通过提高总量、扩大规模的“竞底式”代加工经济发展模式,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无法再长期继续下去,中国必须转向“竞优”发展战略,通过加大科技教育投入,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效率(而非劳动强度),从而整体提高经济活动的价值.
很明显,除了华为、中兴这样的大企业,大多数的中小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和实力进行产品和技术研发,从而严重影响了未来的发展后劲.然而在现有的深圳企业结构和模式下,希望企业通过提高研发投入来实现产业结构的进一步提升并不现实.下面我们来参考一些国内外的相关经验:
1、台湾经验
台湾经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能的选择.比如,深圳市可以利用已经形成的完整的电子制造产业集群能力,充分发挥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引导作用,借鉴台湾工业研究院的模式,设立电子信息产业工业研究院,提升深圳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的总体技术水平.
台湾的工业研究院在成立之初就明确了四个方面的主要任务:一是根据产业界的需求,从事共性技术、关键性技术和前瞻性技术研究开发,以加速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增强产业的整体竞争力;二是遵循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采取多种方式向产业界推广研究成果和技术;三是落实政府的中小企业政策和措施,辅导中小企业技术升级;四是为地区培育产业技术人才.台湾的工业研究院有两个特点:一是从事实用技术,而不是基础研究,围绕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和市场化进行应用性研究开发,向企业提供技术转让和各项工业技术服务.其次,实现规模化研究开发,形成集聚效应.
本篇论文来源:http://www.sxsky.net/zhengzhi/050433331.html
在运作资金上,台湾的工业研究院是财团法人,其创办资金来自政府和社会的捐助.在开办初期,政府提供了充足而稳定的经费补贴,其中在1973~1983年,政府的补贴约占工研院支出费用的60%,1984年政府才停止了补贴.台湾工研院在提高整个台湾的技术研究开发水平和转移力度,以及产业技术升级等方面,均起到了领航作用,并为创投业培育和孵化出了一大批具有高成长性和高增值潜力的科技项目.
2、美国创业银行模式
可以充分利用深圳综合改革配套中建立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的机会,参考美国硅谷银行这样的创业银行模式,建立专门的地方创业银行,以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支持深圳乃至珠三角地区的中小科技创新企业.
硅谷银行的出资人是几家商业银行机构,当时的注册资产仅为500万美元.在最初运作的10年中,其金融产品只有贷款和储蓄.到了1993年,硅谷银行在硅谷高科技产业迅速发展的阶段,把自己的目标客户定位在如下方面:
(1)处于初创期和扩张期的中小企业,自身规模和投资资金并不很大.
(2)信息与电子技术、软件与网络服务、生物科学等行业中的中小企业.
(3)必须是创业投资支持的但还没有上市的中小企业.
那些新创的、发展速度较快、被其他银行认为风险太大而不愿提供服务的中小企业在10年里为硅谷银行提供了17.5%的平均资产回报率.而同时期美国银行的平均回报率是12.5%左右.
在具体操作上,硅谷银行将资金借入创业企业,收取高于市场一般借贷的利息,同时与创业企业达成协议,获得其部分股权或认股权.在监管上,硅谷银行与风险投资公司密切合作,加强对公司的监管,提供咨询和银行服务,为公司寻找更多的投资者.
3、深圳工研院
如果深圳能在政府的支持下,利用台湾的经验,就可以利用深圳的优势重新地大规模地凝聚技术人才,成立深圳工业研究院为深圳制造出新的增长极.
深圳工研院的定位除了与台湾工业研究院相似外,还要包括日本综合商社中的部分职能,比如,包括产业情报、产业发展指导、应用工艺技术、对市场和产业的深刻了解、研究创新技术等.这样一来,深圳不仅会成为珠三角地区的电子信息制造产业的应用技术高地,首先带动深圳和珠三角地区实现电子信息制造产业的升级换代,进而成为全国的电子信息制造产业的应用技术高地,推动全国范围的电子信息产业升级;而且深圳这一行动会在中国地方政府的形成示范效应,可能导致江苏、浙江等发达地区模仿,均建立对应当地优势工业的工业研究院,从而带动整个中国产业结构进一步高级化.
世界各国的经验均表明:一国经济的成长不能仅仅依靠少数大企业,更要倚重数量庞大、机制灵活、创新活跃的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型企业不仅能够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和税收,更是技术创新的源头和技术成果转化的直接载体.
《深圳综合改革配套政策总体方案》中“建立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一节中提到,“要积极探索发展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股权投资基金,发展小额贷款公司和民营中小银行,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体系”.
从我国目前的银行体系来看,面向创业、创新和高新技术开发企业的贷款支持体系是不具备的:一是政策银行体系中没有针对创业、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的业务;二是全国性商业银行体系中没有专门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园区和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三是区域商业银行体系中也没有将科技创新活动纳入到它们的业务范畴之内.
高新科技创业公司最初的创业资金募集主要是来自家人、朋友、亲戚和天使资金,但是当产品开发到一定程度,最初的创业资金也消耗殆尽,需要尽快取得融资的支持.但是中国现行的银行体系基于未来现金流的贷款发放标准使得中小型科技创业企业无法从银行系统中得到支持,从而十分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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