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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方面有关论文范文集,与建立综合性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相关毕业论文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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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仅规定了公务员的行政问责,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法律责任却未做任何规定.鉴于国库资源的有限性,法律规定并非所有公民任何的权利受损最后都可从国库获得赔偿；普通公民要获得行政赔偿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那么,在食品安全的行政监管中,当消费者权利受损时,是否具备要求行政机关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可能性?从理论层面出发,要使得行政机关承担食品安全的行政法律责任至少要具备以下两项条件.
能够认定行政行为违法.现行《食品安全法》第6条规定：“县级以上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沟通、密切配合,按照各自职责分工,依法行使职权,承担责任.”同时,《食品安全法》第八章中对各食品监管部门的行政职权所进行的明确规定,也为确定行政机关违反法定义务的行为提供立法上的可能性.然而,依据行政法一般理论,上述“无固定内容的条款和普遍标准（昂格尔,1994）”的规定在赋予行政权限的同时也给予其大量的裁量空间,而依据行政裁量,行政机关有权依据个案的具体情况选择其中它认为最为妥当的法律效果（杨建顺,2004；周佑勇,2007）.按照此逻辑,行政机关完全可以裁量为由否定其在食品安全事件中疏于监管的行为属于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并从而逃脱行政法律责任.但是事实上,食品领域却具有特殊性.鉴于食品安全领域中生命权和健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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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具备起诉资格.在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能够认定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却并不意味着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后,受害者就有权对行政机关提起行政诉讼并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因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须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也即,受害者在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要提起行政诉讼,必须需要证明其与行政机关的行为间存在利害关系.事实上,现行《食品安全法》第1条的规定“为保证食品安全,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制定本法”,已经为普通公民起诉行政机关预留了完美空间.因为根据“保护规范”理论,只要“有效的法律规定（行政的法律义务即由此而来）不仅是为了公共利益,而且――至少也――是为了公民个人的利益,就应当肯定主观权利（哈特穆特毛雷尔,2000）”.换言之,当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已经被作为《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目的时,行政机关给国民供给安全食品就不仅仅是对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的保障,更是应确保每一个公民生命和健康安全（下山瑛二,1978）.而当公民身体生命因食品安全而受损时,当然与行政机关的行为存在利害关系,也自然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综上,虽然遭遇重重困难,但是理论界对完善食品安全行政责任制度的探索却从未停止.大陆法系对于食品和食品行政自身特征的细致把握,以及我国现行《食品安全法》立法中预留的空间,都为设立食品安全行政责任提供了可能性.
(三)修法的动向
今年4月18日,国务院出台《关于地方改革完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明确指出现行食品监管体制的弊端,“食品监管职责交叉和监管空白并存,责任难以完全落实,资源分散配置难以形成合力,整体行政效能不高.”一个月后,在今年5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明确提出要建立最严格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中国新闻网,2013）.鉴于我国食品行政监管现状与现有立法基础,在建立最严格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契机下,笔者认为在本次《食品安全法》修订过程中应考虑将食品安全的行政法律责任写入立法.只有建立完善可行的行政责任法律制度,才能实现“将权力关进笼子”,从而使得食品安全监管制度落到实处.
具体而言,在现行《食品安全法》第95条问责条款前增加行政责任条款：违反本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和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不履行本法规定的职责或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而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与此同时,虽然并不属于行政责任的概念范畴,但是在构建食品安全监管责任体系中也有必要对行政问责制度进行一定完善.现行《食品安全法》第95条就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食品安全监管中不履行本法规定的职责或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规定处以记大过、降级、撤职或者开除等行政处分.但是,法条中关于谁来问责、依照何种程序追究等关键要素却并没有涉及,这使得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体制和机制作支撑,问责机制仅流于形式,极具风暴效应却很难具备实施的有效性.因此也有必要在本次修法中对行政机关的监管问责制度中具体的问责主体、权限、问责客体责任层次、问责事由的标准和范围以及问责程序制度体等进行明确规定,让食品安全问责摆脱“运动式风暴”而走向“常态”.三、明确刑事责任追究制度：行刑衔接
对于食品安全违法行为除应由行政机关给予一定的行政处罚外,如果情节严重构成犯罪,还应当基于刑法规定而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于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学界相关论著已较为成熟,笔者在此不着笔墨（张亚军,2012；刘仁文,2012）.而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也在很大程度上为食品安全入刑实践提供了立法上的依据.但是显然,对于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行为,除刑法处罚外,更常见是同为公法领域的行政处罚.二者与私法领域的民事责任一起共同构成了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责任体制.只有把食品安全行政处罚体系和刑事制裁体系衔接起来,才能有效遏制违法犯罪行为,并同时防止滥用法律.然而遗憾的是,无论是理论还是实务界,就食品安全行政处罚与刑法处罚关系的探讨却凤毛麟角.
现行《刑法》涉及食品安全刑法处罚的相关规定是第143条“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和第144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而《食品安全法》中,行政处罚的规定在第84至第94条.《食品安全法》仅有的刑罚处罚条款出现在第98条：“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应该说,这一风淡云清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实现将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从《食品安全法》引致到《刑法》的目的.但是如同任何简洁的立法所面临的难题一样,过于模糊的规定方式并未明确行政处罚和刑罚处罚的边界,这为实际落实食品安全责任提供了难度.具体而言,《食品安全法》第84-94条规定了对生产经营“添加食品添加剂”、“农药残留”、“营养成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腐败变质”等行为可以给予行政处罚,而事实上上述行为又均符合《刑法》第143条所规定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的行为要件,或者准确而言都是后者的具体化.那么,二者是否会交叠或者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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