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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创办和发行,顺理成章地成为蔡元培推动北大改革的重要思路和具体实践.1919年1月,正是在蔡元培的亲自指导和关注下,《月刊》问世.有关《月刊》的创办经过,蔡元培曾有若干文献留下,可为今天的考论提供参照,以下依序分述.
1.《月刊》的创办缘由
据1918年11月10日的《〈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所述,[11]在《月刊》问世之前,早在1917年北大曾办有《北京大学日刊》（以下简称《日刊》）,作为学校同人联络感情、交流意见之机关,并借以向全国教育界报告学校现状.但由于《日刊》篇幅不多,且半为本校通告所占,不能载长篇学说,于是又有了《月刊》的创办计划.显然,《日刊》正对应于今天的大学校报,而《月刊》的动议则是为了提供反映大学学术论说的平台.
2.《月刊》的办刊宗旨
这集中反映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的三个“要点”上,同样它也成为《月刊》与大学之关系的集中反映,旗帜鲜明地昭示了我国大学学报在开办之始就表现出的与大学发展共同的学术诉求.
在发刊词中,蔡元培联系大学的宗旨,详细阐述了其必须发行《月刊》的三个“要点”：“一曰尽吾校同人所能尽之责任”.在这里,蔡元培着重联系到大学发展的根本诉求,强调了大学进行研究的重要性：“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联系到当时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现实,他又特别强调指出大学研究的目的,“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月刊》的创办,正是为实现大学这一责任而构建的从事学术研究的成果载体.对于《月刊》的这一重要意义,蔡元培慨叹称：“使无月刊以发表之,则将并此少许之贡献,而靳而不与,吾人之愧歉当何如耶?”
“二曰破学生专己守残之陋见”.在此,蔡元培结合其受命担任北大校长的时代背景和其治校理念,特别强调了大学生学习、同时也是《月刊》创办的共同意义之所在――借助《月刊》的创办,破除旧式科举制度影响下的大学教育“承举子、文人之旧习”.蔡元培着重提出了要反对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是那种“以学校为科举,但能教室听讲,年考及格,有取得毕业证书之资格,则他无所求”的倾向,即以读书为个人进身之阶的狭隘动机；二是那种“或以学校为书院,媛媛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的抱残守缺的偏狭观念.针对第二种传统的学派观点,蔡元培还结合时代的发展和要求进行了着重批判：正是在这一错误倾向的引导下,“于是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文学,全以科学为基础；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较；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门,而不肯稍涉哲学,而不知哲学之基础不外科学,即最超然之玄学,亦不能与科学全无关系”.在“德先生”和“赛先生”并举的时代,蔡元培从时代进步的科学角度去破除旧式学术的保守倾向,彰显了大学学报创办与大学发展相呼应的重要意义：“有《月刊》以网罗各方面之学说,庶学者读之,而于专精之余,旁涉种种有关系之学理,庶有以祛其褊狭之意见,且对于同校之教员及学生,皆有交换知识之机会,而不至于隔阂矣.”
“三曰释校外学者之怀疑”.蔡元培首先又借以阐发了其对大学的认识.“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正因如此,思想自由在这里得以充分体现.“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而反观我国,由于“吾国承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常好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论.闻吾校有近世文学一科,兼治宋、元以后之小说、曲本,则以为排斥旧文学,而不知周、秦、两汉文学,六朝文学,唐、宋文学,其讲座固在也；闻吾校之伦理学用欧、美学说,则以为废弃国粹,而不知哲学门中,于周、秦诸子,宋、元道学,固亦为专精之研究也；闻吾校延聘讲师,讲佛学相宗,则以为提倡佛教,而不知此不过印度哲学之一支,借以资心理学、伦理学之印证,而初无与于宗教,并不破思想自由之原则也.论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则深以为怪.”因此,蔡元培提出,从接受外界监督的角度出发,《月刊》的发行也是必须的,“今有《月刊》以宣布各方面之意见,则校外读者,当亦能知吾校兼容并收之主义,而不至以一道同风之旧见相绳矣.”
3.多方参与具体编务安排,力求稳妥发展
如对于《月刊》的版式设计,最早在1918年10月11日的《〈北京大学月刊〉征稿启事》中蔡元培提出,“稿件均横写,并加各种符号,如《科学》式”,以与时代进步的潮流相适应.但考虑到中国刚刚摆脱专制统治的客观现实,很快他又在1919年1月7日的《〈北京大学月刊〉版式启事》中作出修订：“《月刊》形式,已由研究所主任会公决,全用横行,并加句读问命等记号.但诸先生中,亦有以吾国旧体文学形式一改兴趣全失为言者.鄙人亦以为然.惟一册之中,半用横行,自左而右；半用直行,自右而左,则不大便于读者.今与诸先生约：凡科学性质之文,皆用横行,送各研究所,编入普通月刊.其文学性质之文,有不能不用直行式者,请送至校长室,由鄙人编辑为临时增刊.”[12]这与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宗旨正相契合.
为办好《月刊》,实现其宗旨,蔡元培广延积学而热心的教员为编辑员,组建《月刊》编辑部.根据1922年3月11日的《聘请〈北京大学月刊〉编辑员通知》开列,其编辑员由冯祖荀、丁燮林、王星拱、李仲揆（即李四光）、谭熙鸿、胡适、沈兼士、朱希祖、陶孟和、顾孟余、王世杰、陈启修、朱经农等13人组成.检索这些编辑员的个人情况,可知均为近代中国学术发展中的享誉之士.
该文出处:http://www.sxsky.net/zhengzhi/0504578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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