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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传统有关.按照已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邹谠教授提出的见解,问题在于：“国家应该允许民间社会发展和强化自身.这样的组织不仅能够帮助管理社会事务,而且,他们也是社会中政治的与社会的负责人角色.”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从居者向业主的转变,实质转移的不仅是物质权属,还暗含政治还权^但中国业主多数还不习惯于这样的改变,从过去家长里短都靠单位,到现在大事小事找社区,他们只是将习惯依赖目标简单转移,却从未审视自己握有的权利义务.政府还权于民,但‘自治’于很多人而言连概念都不是,他们天经地义觉得有问题就找组织,找不到就只有怨天尤人呼天抢地.业主们迷失在自己的权力空间外,对‘自治’的集体无意识,使他们忘了业主及业委会在小区管理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这种情况与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心态有关.一位多年致力于小区业主自治工作的人士的感受也说明了这一点：“在担任朝阳园业主委员会主任的两年时间里,我最深刻的体会就是中国社区居民的公民意识和民主自治意识比较淡薄.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人大多数习惯于被动的接受管理,而缺乏自己的事务自己管理的意识”；“现在,中国人普遍有自我意识,但是缺少社区意识.经常把自我意识凌驾于社区整体意识之上,这是目前社区治理中最麻烦的事情.”二、城市基层民主政治的生长
长期以来,高度集权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使得凡事依赖国家、听命于政府成为公民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国家也习惯于替代公民行事,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没有提供充分的制度环境让公民自力更生,更谈不上在横向交流中建立社会自组织.城市社区也同样如此.以长期被基层政府和行政化的居委会掌控下的社区为例,居民往往凡事找政府、找居委会,放弃了通过自组织系统来解决问题的途径.久而久之,便从正式规则和非正式约束两方面形成了“政府和行政力量在城市社区中的绝对权威和不可替代性”.
最近几十年来,城市社区建设是按照《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中办[2000]23号文件）精神进行的,其要点有二：一是“社区党组织是社区组织的领导核心”,二是“党领导下的社区居民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由此形成居民委员会为基础的社区治理模式.这种“居委会模式”,本质上仍是以党组织和行政为中心的治理模式.可以说,这种“居委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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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基本已达成的共识是：“如今看来,居委会实际上已具备十足的官方性,已经成为公权力在城市基层的延伸.而业主大会属于业主的自治组织,是一种私法上的自治,代表的是业主的私权利.这是公与私的区别.”居委会模式下的“居民自治”,并非名副其实的自治,“社区委员会兼具政府的行政机构和居民自治组织的二重色彩,而且,更多的是前一种色彩”.正因为如此,近年来社区居委会的发展越来越呈现行政化的趋势.事实上这是不适合商品房住宅小区的.与传统的城市社区的“居民自治”相比,在城市商品房住宅小区的业主自治是相对纯粹的城市基层民主自治,“基于物业管理基础上的业主自治比传统的按照居住区设立居民自治更具优越性”.
有的学者指出：“一个发育成熟的商品房小区离不开社区居委会和业主委员会,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对独立,有事沟通,社区居委会负责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业主委员会负责与物业服务有关的经济事务的管理,本来是井水不犯河水,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物业公司就是为业主服务的市场组织,两者是委托代理关系,干好了,接着干；干不好,被解聘,十分简单.但现实中,社区居委会和业主委员会之间的关系远不是线性的,而是充满了纠葛和纷争.”在北京,上地西里小区业主在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既有制度框架下,又通过业主代表大会的制度设计,试图实现“小区业主自治和居民自治的融合”,见下图：
小区业主自主治理体现的是“以产权为基础、以业主自治为诉求、以业委会为主导的新型基层民主.所以,业主的事,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别人来把关,而只有依法通过建立并健全投票机制、监督机制和罢免机制来解决.如果一定要给业委会安排个领导的话,这个领导只能是法律法规”.唐俊在《物业管理的概念重整与价值重塑》一文中将小区业主自治形象地称为“楼道里的民主”；“有恒产者有恒心”、“有财产有责任”.上海一位叫黄河的业主委员会主任的话,生动地体现了业主投票观念的重大变化：“只有当权力最终的表现是每个业主手中的一票,而不是哪个部门手中的公章时,小区自治才不是一句空话.”
最近十年来,在深圳、广州、北京、上海等商品房住宅小区发达的大城市,业主们基于公益之心,珍惜业主权利,热情参与小区事务,从而催生了以业主为主体、以业主自治为基础、以业主集体行动为形式、以保护小区共同体利益为价值取向的新型小区政治.于是,在与开发商、物业服务企业、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博弈格局中,通过业主组织选举、业主大会议事、与利益攸关方的谈判、斗争和协商等言论与行动,小区业主“培养了民主习惯、公共精神和自治能力,为小区的和睦与繁荣积累了丰富的社会资本,并为公民追求更高层次的民主奠定了基础”.
在小区,业主通过自治解决小区事务,由此逐渐经历民主生活方式的体验与磨砺,业主以“主人”的姿态,参与小区治理.通过小区自治的规训,业主养成自律、自信和社会责任,并培养宽容心态、权利-义务原则与合作共赢的公民理性精神.“民主制必须从地方开始,所谓的地方就是邻里社区.”因此,业主从身边最关切的小区自治生活入手,然后才有可能从社区到社会,再到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的参与.从自治到民主,从业主到公民,这将是转型期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可能的路径选择.十年前,即2003年,因为深圳、北京等地小区发生了一系列业主维权的集体行动,在舆论界引起很大关注,被称之为“业主革命”；又因为一些业主维权行动的积极人士参加了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出现了“深圳现象”和“北京现象”,引起了学界的关切,一度把2003年称为“公民权利年”、“新民权行动年”.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学者注意到,业主组织负责人及部分业主参选基层人大代表,反映了从维护私有财产权的利益驱动到民主政治的权利诉求的逻辑转化,即主要是通过人大代表这一角色和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平台,“更好地表达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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