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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身的利益需求和参与政治规则的制定,以更有效的方式和渠道来维护他们的私有财产权和业主的整体利益”.同时,参选基层人大代表,也是业主在小区之外身体力行、争取民主的实践行动.这体现了商品房住宅小区业主自治与城市基层民主政治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越来越多的学者亦达成共识：民主不仅不可怕,而且还是一个“好东西”；民主作为“一种现代生活”,应该“让民主造福中国”.在新型商品房住宅小区,民主不仅是小区治理的制度形态和价值理念,而且也应该内化为业主在小区治理中践行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记住,没有人天生是政治家,如果你没有政治参选的经验,就加入社区大军的行列学习怎么做,在参与基层政治之初,谁都是‘门外汉’.”夏建中教授把业主委员会的兴起看作是“对僵化的城市基层社区管理模式的挑战和冲击”.业主委员会虽是新生事物,但它的性质“确确实实是‘居民自治’等在实践居民的民主自治”.业主大会通过签订《物业服务合同》对物业公司进行委托,通过制定《管理规约》等来规范业主、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和各自的权利与义务,“这些都是业主们学习民主和自治管理的途径,是学习和培育自己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过程.相比较传统的居委会,它是一次真正的制度创新”.
克里斯托弗拉希在1996年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小型社区是经典民主的聚散地,这不是因为它们是‘自给自足’的,恰恰相反,仅仅是因为它们让每一个人都能参与到公共讨论之中.”在小区,业主自主治理意味着公民的社会参与和民主的社会化.“要实现所有人最大程度的参与,民主的社会化或‘社会训练’必须在其他领域中进行,以使人们形成必要的个人态度和心理品质.”这一过程即通过参与活动本身而进行.“‘冷漠’是民主的罪魁祸首.”因此,参与民主理论中参与的主要功能就是“最广义上的教育功能,包括心理方面和民主技能、程序的获得”；而“一个民主政体如果存在的话,就必需相应地存在一个参与社会即社会中所有领域的政治体系通过参与过程得到民主化和社会化”.已有的理论研究表明,善治与民主政治是有内在关联的.“善治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积极而有效的合作,这种合作成功与否的关键是参与政治管理的权力.公民必须具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参与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才能促使政府并与政府一道共同形成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而保证公民享有充分自由和平等的政治权利的现实机制,只能是民主政治.“善治只有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没有民主,善治便不可能存在.”民主与小区善治相结合,就会使民主在城市基层社会生长和运作起来.
在珍妮特V.登哈特等看来,“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对民主价值观的关注在我们思考治理系统方面应该居于首要位置.尽管诸如效率和生产积极性这样的价值观不应该被丢弃,但是它们却应该被置于由民主、社区和公共利益构成的更大环境中”.而中国社会城市社区民主建设的经验也表明：“社区作为城市社会越来越重要的基层单位,能够进行有效的民主实践,从而使民主具有更强的生长性,无疑是中国民主生长和运作的广阔的社会空间.社区民主具有自觉的‘溢出效应’,一旦有效地运作起来,就会自觉地寻求新的生长空间,逐渐蔓延到社区空间之外,进入更高的发展空间.”毋宁说,城市商品房住宅小区“基层民主的扩大对于现存政权来说,只会巩固其支持基础,有利于而不是有害于社会的政治稳定”.这也可以说是老一辈仁人志士“建设一个进步的新中国”理想在新条件下的现实回应.
三、现代公民社会发育的机遇
如前所述,新兴的城市商品房住宅小区既是地域性社会生活共同体,也是财产利益共同体、文化心理共同体.因而,从理论上说,小区具有自组织治理机制,即“不需要外部力量的强制性干预,社区通过自身就可以自我整合、自我协调、自我维系,进而实现社区生活的有序化”.从社区研究的角度看,社区治理就是为了解决由政府和市场不能解决的许多社会问题,即通过社区民众参与治理来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导致的公共物品生产、供给困境,同时通过社区治理培育公民的参与精神和公民意识,解决城市生活中因人际关系冷漠、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等造成的“城市社会病”以及“政治参与冷漠症”.善治实际上是指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善治表示一个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从全社会的范围来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
从转轨政治学的角度看,“民主化的基本意义之一,是政治权力日益从政治国家返还公民社会”.
“在民主政治环境下,公共管理者最终应向公民负责.”如果说居民自治是国家与社会关系重构的“双重自我革命”,即一方面,政府转变职能放权、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改变庞大臃肿的官僚队伍,“那些易于处理的或有利的事务可能多由私人部门自己负责处理,政府不会插手其间”；另一方面,国家不仅要“还权于民”,而且还应该“还应该还权于社会”.这就要求让“社区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自治体而存在”、“给社区一个独立发展的空间”,同时作为自治主体的小区业主需要改变以往受制于人的状态,依法直接参与小区公共事务的自主治理实践.
一般说来,“在一个继承了大量社会资本的共同体内,自愿的合作更容易出现”.张静教授结合上海的一个商品房住宅小区的纠纷案例指出：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媒介,通过它在公共领域的聚集,连接了公共和私人领域,并将“私”引导至和公共利益有关的方向.因此降低了“公共”和“私”相互分离的危险,使得“公共”牢牢建立在每一个公民个体利益需要的基础上.特别重要的是,公民发展出了对于共同事务的处理（管理和控制）责任以及运用这种责任平衡强弱力量不同社会团体的能力.公民组织的出现,维护了社区内聚和自治,活跃了居民的参与活动和主动性,并代替已经失去作用的公共部门,完成了城市社区的再组织工作.它还发展出了运用公民间的选择性合约,来组织公共生活的榜样,这不同于级别和身份的组织原则,增强了公民的选择能力,因此具有建立权利和义务对等关系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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