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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纲纪是当代著名的哲学家、美学家,其在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以及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研究上的建树和影响,学界比较熟悉.而刘先生在中国书画艺术研究上用力甚多并取得过很多学术成就,就是在美学界,清楚地人也不是很多,原因这里就不做分析了.笔者想说的是,就我所接触到的书画理论界的情况看,对刘先生书画理论研究方面的成就重视是不够的,这从刘先生的一些书画著作的引用率可以大致有所反映,这是不是与其研究水平有关呢?不是的,拿大家最熟悉的刘先生和李泽厚合著的《中国美学史》来看,其中就对中国艺术做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充满了真知灼见.刘先生对书画的研究,绝不是作为美学家所谓“不通一艺莫谈艺”方面的认识,易而言之,绝不是因为学术的需要,于是为了解艺术可以更好的研究美学而去研究艺术,而是出于一种对艺术深深的热爱,或者,结合刘先生研究经历来看,刘先生是从艺术研究之路走上美学研究之路的,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想对刘先生书画研究的情况做一些探讨.为了论题集中,这里只谈其书法美学研究方面的情况,因为刘先生是当代中国书法美学研究的先行者和80年代书法美学讨论的发起者.
一、刘纲纪书法美学研究的缘起
及书法美学大讨论
建国以后,由于简单地学习苏联,我国的学科专业划分过细,各专业之间隔膜很深,导致学者和科研人员专业知识面狭窄.文革期间,教育方针只提德智体,而不提美育;改革开放以后,重提德智体美,但美育并未真正落实;而在当今应试教育当道,教育功利主义盛行的大背景下,现状并没有真正改观.在以上历史和现实条件共同作用下,具体到美学、艺术界,做美学理论研究的人大多不懂部门艺术,搞具体艺术实践的人则轻视理论,这就使得刘先生是他那一代美学家甚至后几代美学家中,真正艺术和理论兼通的美学家.
刘先生对绘画和书法的兴趣,早在十一二岁就开始了,后跟随黔江师范学校美术教师胡楚渔先生学习书画,打下较好的绘画和书法的功底.中学阶段,他就阅读了大量的古代艺术理论著作.在北大哲学系求学期间,跟随著名美学家邓以蛰、宗白华和马采研习艺术理论.据刘先生自己讲,在北大期间,课余时间基本上都是在故宫书画馆度过的.[1]翻开刘先生的著作年表,可以清楚看到,刘先生早期的著作全是关于艺术的.
下面是刘先生主要书画著作的一个简单列举:1962年发表《书法是一种艺术》;1956年在《美术》发表《一本用庸俗社会学观点写成的中国美术史》;1957年发表《关于“六法”的初步分析》;1960年出版《“六法”初步研究》(由著名美学家邓以蛰先生题签);1962年出版《龚贤》一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该书是第一部研究龚贤的专著,比1988年出版第二本专著《龚贤研究》早了26年;1979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黄慎》;1996年吉林美术出版社出版《文征明》.刘先生1980年还在艺研院研究生班主讲《美术概论》,现在不少著名美术理论家都曾受教于刘先生.
与本文论题相关的是1979年出版的《书法美学简论》和1995年出版的《书法美》.据不完全统计,刘先生不算《艺术哲学》等艺术理论著作,仅具体研究书画门类艺术的文章、专著便超过80万字.
不仅如此,刘先生一直保持画画和书法创作的习惯,并习惯以赠书法作品的方式表达友情,很多学者和友人都藏有刘先生的书法作品.近年来,也有不少藏家上门求购.
就是这样一位长期从事艺术实践和艺术史论及美学研究的严肃学者,在其《书法美学简论》出版后,被一些研究书法理论学者言辞激烈的批评.有批评者说:“只要我们联系一下现实,就发现纲纪同志立论多么主观随意,多么不严肃了”.[2]有学者在谈到书法界自身理论能力弱时,认为80年代书法界的书法美学讨论,“只能让一些于书法半通不通的‘苏联型’美学家居高临下盛气凌人”.[3]并在不同场合谈到“尤其是苏联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理论来简单地解释中国的书法艺术,”显得先天不足和蹩脚.[4]这种给学者简单进行身份定位和戴帽子的做法恰恰是不严肃的.而王渊清《对书法美学讨论的反思》中对《书法美学简论》则更为主观,认为书中的一些讨论,“充分暴露了刘先生对书法艺术的无知”.[5]安徽青年书法理论家毛万宝算是比较客气的,但他在1987年撰写的《论刘纲纪书法美学思想的内在矛盾性》一文中也认为“缺乏最起码的书法创作体验是刘先生陷入矛盾境地的一个根本原因.”[6]刘先生究竟是不是无知,是不用求证的,我们只需认真重读刘先生的著作.今天之所以重提这场争论,是因为当时一些不顾事实的偏见,今天并没有完全消除,甚至有些话语还在扩散,事实上把刘先生的书法美学研究妖魔化了,为了学术的真正严肃性,有澄清的必要.
随着书法创作的繁荣和书法理论研究的深入,如今,书法美学研究已蔚为大观,取得了很多超越80年代书法美学讨论的研究成果.看到这种向面,我们不禁对书法美学研究的拓荒者们心存感激.如今,再纠缠于当时争论局面下的激烈言论已经没有必要.在此,我只想对刘先生所以能成为书法美学讨论的事实上的发动者,提供一点写作背景.
关于刘先生对于书画艺术执着的热爱,前面有所涉及,这里再补充几点.《书法美学简论》写作的触发,我想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刘先生确实是热爱这门艺术,并有较充分的前期研究基础;而系统的研究,是刘先生文革期间在北京写《矛盾论》和《实践论》时,同沈鹏和王靖宪一起讨论书法开始的.
二是,以理论家敏锐的直觉,感到书法这门古老的艺术在发展过程中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换句话说,书法美需要得到新时代的确认.这两点缺一不可.
还有一点需要提及,刘先生是宗白华、邓以蛰先生的学生,也受到了两位老师对书法问题研究兴趣的影响.
《书法美学简论》写作于文革刚结束的1978年,在今天来看,确实有着比较强的时代烙印和由此带来的局限性,但如果将其放在学科发展的历史中,是如何肯定都不为过的.
在艺术学已独立升格为学科门类的大背景下,一个艺术类学科确立的基本条件已成为常识了,即必须包括创作、艺术史学、艺术评论和艺术美学四大基本支柱.就书法艺术门类而言,创作、书法史学和书法品评(当然中国传统品评理论和现代评论还是有区别的)在书法发展史上都是很多现成的材料和研究,唯独书法美学是一门西方传进来的学科,没有成为成熟的部门美学.我们今天都知道,没有美学就没有对相应艺术门类的本质研究,也无法对该门类进行批判和反思,艺术的发展就不可能获得现代条件下的高度学科自觉并得到学科的提升.但是,受历史条件和书法特殊性的限制,书法美学的发展一直未形成气候,即使到了今天,一些人在谈到书法美学时,还是笼统的称为书法理论.现在我们都知道,自梁启超开始,实际上已开启了书法美学的研究,后继者邓以蛰、宗白华已经有了书法美学研究的高度自觉,但即使是邓、宗二先生囿于时代的限制,也仍然没有明确的学科自觉,我们可以看其文章的篇名,邓以蛰的书法理论代表作为《书法的欣赏》,宗白华的则是《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1986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了海外学者蒋彝的书法美学著作《中国书法》,里面有《美学原则》一章.笔者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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