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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唐代弹劾文是唐代监察制度与文学结合而形成的奇葩.唐代文学研究中对弹劾文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究其原因,盖因学术界对于古代文体的研究相对不足,弹劾文本身也不是一种纯文学性的文体.从更为开阔的视野看,唐代弹劾文兼应用性、文学性于一体,有着独特的文体学价值：弹劾文不仅有成熟的体式结构,也有相应的语言结构.弹劾文的起草体现着法律的尊严,甚至上升到国家意志,任何单纯的文学写作都无法与之比拟,唐代弹劾的动机、过程、专用服饰都充盈着浓浓的艺术精神.弹劾文不但对唐代文学风气、士子生活产生一定影响,而且在文体内部对于后代的叙事文学形式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唐代弹劾文研究具有特殊的文化与文学意义.
关 键 词：唐代；弹劾文；文体；源流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4）02009809
弹劾文是中国古代监察官用于弹劾的一种文体,它既是传统廉政文化的精华之一,也是中国文学的宝贵遗产.唐代弹劾文创作兴盛,数量、质量远超前代.然而,在文体学研究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学界对唐代弹劾文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学界关于弹文的研究仅有张连城《北魏的弹官与弹文》（《文献》1995年第2期）、蔡楚材《〈文心雕龙〉“弹文”格式考》（《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等极少数文章,至于唐代弹文,迄今尚无专文发表..这种状况,不仅使我们白白丧失了一份审美感受,也不利于文体学研究的深入.有感于此种结构性缺陷,本文对唐代弹劾文的兴盛原因、文体特征及流变予以探讨,以期实现研究格局的改良.
一、唐代弹劾文与唐代监察制度和文化风气
弹劾文源于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其文体形成有一个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有官员违法乱纪,则必有监察官起而弹劾,然初期的弹劾不一定形成文字,形式上可以“片言折狱”,简单明了.只有当弹劾要求以格式化、规范化的语言文字形式对弹劾情况进行准确记录时,具有文体学意义的弹劾文才真正形成.刘勰《文心雕龙》中对先秦以来弹劾文的发展演变轨迹有周详论述：“昔周之太仆,绳愆纠谬；秦之御史,职主文法；汉置中丞,总司按劾；故位在鸷击,砥砺其气,必使笔端振风,简上霜凝者也.”[1]318梁昭明太子编《文选》,特立“弹事”一格,任《文章缘起》则正式设“弹文”条[2],至宋代编撰《文苑英华》时已专列弹劾文一卷[3].可见,随着文学观念的成熟,至迟魏晋在六朝时,古人已将弹劾文作为独立的文体来看待了.明代郎瑛《七修类稿诗文一各文之始》亦认为：“奏疏之名不一等弹劾文固目中之一,而其辞要核实风轨,所谓气流墨中、声动简外可也.”[4]这大约是古人将弹劾文独标一格的动因之一.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按《汉书》注云：‘群臣上奏,若罪法按劾,公府送御史台,卿校送谒者台.’是则按劾之名,其来久矣.”[5]吴讷从古代监察制度入手追溯弹劾文流变,正本清源,是很正确的.至晚清“湘乡派”领袖曾国藩编《经史百家杂钞》,该书“奏议类”将弹劾文与书、疏、议、奏、表、封事、对策、谏等文体相并列,吴曾麒《文体刍言》中则将奏议分为奏、议、驳议、策文、疏、章、表、启、笺、对、状、露布等三十余种文体,弹劾文亦并列其中.
唐以后,中国文章学臻于成熟,古代文章家更是逐渐认识到弹劾文独特的审美特质.如宋代王应麟云：“奏以明允诚笃为本.若弹文,则必理有典宪,辞有风轨,使气流墨中,声动简外,斯称绝席之雄也.”[5]通过上述对弹劾文发展流变极简略的梳理,可以发现弹劾文始终是我国古代政治生活中频繁使用的一种文体,目前学界对弹劾文的忽视,并不能淹没其存在价值.不仅如此,古代文章学家将弹劾文单独分类,正说明其具有自身独特的文体学特质,将弹劾文纳入文体学研究视野,是不会辱没文学的.
由于相关文献的缺乏,我们不敢妄断弹劾文产生的具体年代,但汉代弹劾文已颇盛行乃是不争的事实.笔者对《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进行粗略统计,其中收录的汉代弹劾文就达四十余篇.现以西汉史丹的《奏劾王商》为例：
“商位三公,爵列侯,亲授诏策为天下师,不遵法度以翼国家,而回辟下媚以进其私,执左道以乱政,为臣不忠,罔上不道.《甫刑》之辟,皆为上戮,罪名明白.臣请诏谒者召商诣若卢诏狱.”[6]
这篇弹劾文中,弹劾王商违法乱纪情况事实清楚,可谓“理有典宪”,篇幅在汉代弹劾文中亦属较长者,但距唐代弹劾文气盛言宜、声动简外的特点还有较大差距,至于西汉多数弹劾文,则质木无文了.唐代之前,弹劾文写作已经受到上层社会的重视,弹劾文写作也成为衡量士人才华的一个重要标准.《魏书文苑传》云：“熙平初,中尉、东平王匡博召辞人,以充御史,同时射策者八百余人,子升与卢仲宣、孙謇等二十四人为高第,遂补御史.（子升）时年二十二,台中文笔皆子升为之.”[7]八百余人中选中者仅二十四人,被誉为“北地三杰”之一的温子升秉“台中文笔”,可见北魏时期已经开始看重弹劾文写作的才能.
唐代弹劾文写作颇为盛行,据笔者统计,《全唐文》中现存唐代弹劾文八十余篇据笔者博士论文《唐代御史与文学》的统计..唐代弹劾文写作之所以如此兴盛,首先与唐代监察制度有直接关系.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秦汉时期尚属初创,行政、监察职责划分并不清晰.魏晋时局动荡分裂,监察制度忽张忽驰,除在曹魏时期、晋武帝、北魏孝文帝执政时期得到较好的贯彻执行外,其余时间大都流于形式,“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归”[8].监察制度对特权阶层毫无约束力,这些都不能不影响实际监察的效果.唐代是古代监察制度的成熟期,有着一系列成熟的监察理念和运作机制.作为最高中央监察机构,唐代御史台处于澄清吏治、整饬百官的核心中枢位置,凌驾百官之上,上自三公、宰相,下至地方官吏,无不受其监察,即使皇帝的旨意,御史亦可拒不奉诏.《旧唐书》卷《职官志三》载：
“凡中外百僚之事,应弹劾者,御史言于大夫.大事则方幅奏弹之,小事署名而已.”[9]1862唐代御史弹劾的仪式庄重、严肃.御史弹劾,“大事则冠法冠,衣朱衣裳,白纱中单以弹之.小事常服而已”[9]1862.这凸显着法律的神圣地位和监察官的崇高使命.唐代御史弹劾,一般在皇帝上朝之日,天子往往在场以示威权,体现出皇帝对御史弹劾的重视.无论是哪一级官员,也不管其官有多大,一旦被弹劾,必须“俯偻趋出,立于朝堂待罪”.在这样一个庄重、严肃的场合,当着皇帝和朝廷众臣的面对仗弹劾违法官员,宣读弹劾文,决定了弹劾文绝非私人的言说,而代表着国家意志,体现着法的尊严和权威.
御史弹劾权贵,必然招致其强烈反弹.正如睿宗所云：“鹰搏狡兔,须急救之,不尔必反为所噬.御史绳奸佞亦然,苟非人主保卫之,则亦为奸佞所噬矣.”[10]2573御史职业的高风险、高压力特点,决定御史撰写弹劾文,绝不会是率意而作,须反复研磨、锤炼再三,使弹劾文真正具有“笔端振风,简上霜凝”的战斗效果,才能达到弹劾的目的.
在唐人心目中,弹劾文的写作水平是衡量一个人能力的重要标准,史书有诸多此类记载.如《旧唐书》记载酷吏来子的弹劾之事：“来子,雍州长安人.永昌元年四月等除左台监察御史.时朝士有不带靴而朝者,子弹之曰：‘臣闻束带立于朝.’举朝大噱.”[9]48464847来子以尖刻为能而素乏文术,一旦弹劾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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