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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40;坚强意志与无畏气概,表明弹劾是一种极为严肃的活动.这种法文化形态一直影响到现代检察官、法官、律师等的服装,成为人类法制进程中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足见其象征性、艺术性已大大超出了实用性.“去年冬至在长安,策杖曾簪獬豸冠.”（《谪官辰州冬至日有怀》）[16]3013“天朝辟书下,风宪取才难.更谒麒麟殿,重簪獬豸冠.”（《送韦侍御赴上都》）[16]2017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唐代文人为何对獬豸冠是那样的期羡和情有独钟.文学语言作为艺术符号,只有当它表达一般语言所不能表达的东西时才是文学的,此即雅格布森所说的文学的“文学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弹劾文也就具备了不同于一般文学作品的特殊魅力,弹劾文运用于具体的弹劾实践,绝非机械的、呆板的流转过程,而是一个被充分情感化的、富有意味的艺术过程.弹劾的动机,弹劾前的推劾,弹劾文的起草,弹劾过程,甚至弹劾时的服饰都充盈着浓浓的艺术精神.英国文艺理论家克莱夫贝尔曾说：“一切审美方式的起点必须是某种特殊感情的亲身感受,而把能唤起这种特殊感情的物品称之为艺术品.”（《有意味的形式》）[18]若设这一结论不虚的话,弹劾文及其具体的弹劾过程,不正共同营构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吗?
三、弹劾文的文体特征
世人习惯以为弹劾文不过法律公文,不会有多么深刻的思想内容,也无需多么用心的文章营构,不具备独立、完整的文体规范.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即以唐代现存弹劾文而言,几乎全部具备相对完整的内容、独立的形式和比较规范的体式结构,尤其是中晚唐时期的弹劾文,往往体制严谨、营构精心、规模可观.如元和四年（809年）元稹《论浙西观察使封杖决杀县令事》多达四百五十余字,《弹奏山南西道两税外草状》长达五百七十余字,《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状》一文更长达二千五百余字,非高手精心营构不能及.前文述及弹劾文应该包括“文本”和“弹劾”两个阶段,弹劾文运用于具体的弹劾实践,才能说实现了其目的,唐代弹劾文的文体特性应当和它的这一特征密不可分.唐代弹劾文的文体特征,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弹劾文的体式结构,二是弹劾文的语言结构,此两方面又是密切融合、不可割裂的.
就体式结构而言,任何成熟的文体都有各自规范的表达体式,弹劾文当然也不例外.弹劾文体式结构的形成,既取决于一般文体的普遍性,也取决于其作为弹劾文体的特殊性.今存唐代弹劾文所表现出来的某种“千篇一律”的结构特征就是明证.弹劾文作为按劾之文,必然要受到唐代监察制度、具体弹劾情况的制约,清人王兆芳《文体通释》云：“劾者,法有罪也,亦谓之弹.弹,行丸也,抨也.以法抨有罪,若行丸也.”[19]此种“主于案举臣罪,议从国法”的文体,必然也必须形成其独特的文体结构.
弹劾文作为法律公文,既不同于形象、生动的纯文学语言,也有别于以上传下达为宗旨的一般朝廷公牒文牍,法律公文的独特属性要求弹劾文在选择修辞手段时根据其文体功用作出适当取舍.这种取舍,则更加清晰、固化了弹劾文的文体特征.现存唐代弹劾文的体式结构一般有弹劾依据、列举罪状、论证定罪、提出处置意见等四个部分.下面,我们将对之进行分析.
1.弹劾依据.弹劾作为监察官检举官吏违法罪状的行为,必须有弹劾之依据.弹劾依据既是弹劾文之起首,也是弹劾的第一个环节和要素,只有弹劾依据成立,弹劾行为才具有合法性.唐代弹劾文一般开宗明义,首先标出弹劾之依据.至于弹劾的依据,主要来源于三方面.
首先是皇帝的诏令.皇帝具有生杀予夺之大权,皇帝诏令当然地成为弹劾之依据.如《旧唐书敬宗纪》载：“宝历元年夏四月,御史萧彻弹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崔元略违诏征畿内所放钱万七千贯,付三司勘鞫不虚.”[9]515可见,崔元略是因违反皇帝诏令被御史弹劾的.
其次是唐王朝颁布的律、令、格、式.《唐会要》载：“律、令、格、式,悬之象魏,奉而行之,事无不理.比见诸司僚采,不能遵守章程,事无大小,悉皆闻奏.等自今以后,若缘军国大事,及牒式无文者,任奏取进止,自余据章程合行者,各令依法处分.其故生疑滞,致有稽失者,望令准御史随事纠弹.”[17]1260律、令、格、式等是唐王朝的法典,对于不遵循者,御史可随事纠弹.如元稹《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状》开篇即云：“故剑南东川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严砺在任日,擅没管内将士、官吏、百姓及前资寄住等庄宅、奴婢.”[20]3900此即是因严砺违犯律、令、格、式而被弹奏.最后是封建伦理道德、君臣之义.违反封建伦理道德、君臣之义,亦是弹劾的重要依据,如《劾封德彝奏》开篇即云：“臣闻事君之义,尽命弗渝；为臣之节,岁寒不贰.苟亏其道,罪不容诛.”[20]996这是封建社会所谓的伦理道德,也是这篇弹劾文的弹劾依据.
2.列举罪状.欲弹劾某官吏,首先要对其失职之举、违法事实作出准确交代,这是弹劾的必要条件.作为一种法律公文,弹劾文列举罪状尽可能追求准确、明确的表意效果,如上文所引《劾封德彝奏》,先说“德彝无闻,轻险有素.往在隋代,恩遇已深.苞藏奸忒,密怀枭獍”,用四字句式简练精当的语言概括其以往的人格污点；接着陈述本次弹劾的不法之事,“无心报效,乃肆奸谋,萤惑储藩,奖成无恶,置于常典,理合诛夷.但包藏之状,死而后发,猥加赠谥,未正严科”[20]996.这种简练概括的表述要比冗长繁复的表述更能吸引并支配判决受众的注意力.
“法律事实并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等是根据证据法规则、法庭规则、判例汇编传统、辩护技巧、法官雄辩能力以及法律教育成规等诸如此类的事物而构设出来的,总之是社会的产物.”[21]弹劾文亦有类似的情况,弹劾文欲弹劾的违法情况,总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因此,弹劾文作者总是有意“遮蔽”或“放大”某些情节,其最终目的是能够获得基于剪裁事实基础上的法律话语的正当性,利于实现弹劾的目标.古人弹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伦理道德层面,这些又很难被纳入当时的格、令、式、法,这样,剪裁事实就成为弹劾文所必须.从现存唐代弹劾文来看,一般是抓住关键情节、放弃次要情节,使所列举的罪状与弹劾依据造成一种尖锐的冲突和对立,从而突出弹劾的势在必行.
3.论证定罪.有了弹劾的依据,有了违法乱纪的事实,还须运用严密的法理逻辑,对其违法行为进行论证,这是弹劾成功的关键,也是为提出处置意见奠定基础,因而可以说是弹劾文写作成败的关键.弹劾决定着弹劾者与被弹劾者的个人政治前途,这就要求弹劾文的表达必须和具体的事实相一致,并进行恰如其分的论证.《文心雕龙诏策》云：“故授官选贤,则义炳重离之辉；优文封策,则气含风雨之润；等明罚敕法,则辞有秋霜之烈；此诏策之大略也.”[1]264只有尊重事实、尊重法律,秉公办事,才具有无坚不摧之力量；如辞不达意、逻辑混乱,必然招致严重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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