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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药学类有关论文范文参考文献,与中药鉴定方法学历程相关论文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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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该文回顾了中药鉴定学科及其方法学的产生历史,并依据在中药来源、性状、显微、理化以及生物鉴定等各种方法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和研究进展,阐述了各种方法学结合自身特点应用现代数字技术和信息科学发展的进程,进而描绘了中药鉴定方法学系统化和信息化发展的方向.
[关 键 词]中药鉴定；发展史；方法学；研究方向
中药鉴定学是研究和鉴定中药的品种和质量,制定中药质量标准,寻找和扩大新药源的应用学科[1-2].其研究对象是中药,包括中药材、饮片和中成药.在中药现代化的进程中,中药的真伪优劣鉴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中药鉴定学的发展是其他中医药学科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是中药领域的基础学科,已成为广大中药学专业学生的一门必修课[3].
1中药鉴定学科及其方法学的产生
中药鉴定学是在古代本草学和现代生药学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20世纪30年代,国外生药学传入我国,1934年赵橘黄与徐伯鋆合编了《现代本草学——生药学》上册,1937年叶三多编写了《生药学》下册,这是两本把近代生药学理论和方法介绍到本草学和中药学研究的专著和教材[4-6].
1949年以后,我国生药学进入迅速发展时期.楼之岑教授和徐国钧教授是我国现代生药学的主要奠基者,他们对现代生药学方法进行了系统的介绍,把四大鉴定方法引入了中药鉴定,并应用于大量中药鉴定研究实践,对中药鉴定学科的建设做出了开拓性贡献.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版了一系列以中药鉴定为主要内容的学术著作,如《中国药典》（1953年版、1963年版第1部）、李承祜（1952年）、楼之岑（1955年、1964年）、徐国钧（1957年）等多版生药学教材,19551965年裴鉴、周太炎编著了《中国药用植物志》共8册,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等编著了《中药志》（19591961年）,谢宗万编著了《中药材品种论述》（1964年）,以及《药材学》（1960）、《中药鉴别手册》（1959）、《中药材手册》、《药材资料汇编》、《中药鉴定参考资料》、《中草药学》、《中药大辞典》等一系列著作.这些著作和工作,从不同侧面对中药的四大鉴别（基原鉴别、性状鉴别、显微鉴别、理化鉴别）作了详细的论述,为中药鉴定学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6].这些著作的出版标志着我国中药鉴定研究发展的第一个高潮[2-6].
1956年我国组建了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4所中医学院,以后相继建立20多所中医院校,中医药教育从此不断扩大和提高.1959年,各学校相继成立了中药系,开设中药专业,1964年开设了《中药材鉴定学》课程,并被确立为专业课之一[2,7].1977年,成都中医学院主编了我国第一本高等院校《中药鉴定学》教材,明确了中药鉴定学“是研究和鉴定中药的品种和质量,寻找和扩大新药源的学科”,确定了四大鉴别方法,其主要内容记叙方式为以后的版本所采用,为中药鉴定学教材的更新打下了基础,是中药鉴定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中药鉴定学科的形成.此后,随着中药鉴定研究的发展、中药标准化的进程和《中国药典》的不断改进,《中药鉴定学》教材也不断发行各种新版本对内容进行充实和更新,如成都中医药大学的第2版（1979年）、任仁安的第3版（1986年）、李家实的第4版（1996年）和康廷国的第5版教材（2003年,2007年）,以及张贵君（2002年）、石俊英（2006年）和王喜军（2012年）等各种版本的《中药鉴定学》教材,这些各具特色和多样性的教材极大繁荣和丰富了中药鉴定学的学科建设内容,促进了其发展.2002年张贵君主编的版本中明确提出了制定中药质量标准是中药鉴定学的任务之一[2],自此,中药鉴定学就包括继承祖国药学遗产、整理中药品种,制定中药标准,鉴定中药的品种和质量,寻找和扩大新药源这四大任务.
在中药鉴定学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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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药鉴定方法学的发展进程
2.1来源鉴定和品种整理
用系统分类学方法确定中药的原植物或原动物的来源物种是一切中药鉴定方法的基础.古代本草和文献中所载的药物来源是当代用药的依据之一.对古今中药品种进行考证并探讨其历史演变,实地对药材原植物进行分类鉴定、结合现代临床应用和药理药化研究进行品种整理是中药鉴定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
六五（1981—1985年）期间,“中药材同名异物的系统研究”对贝母类、金银花、大黄、柴胡、细辛、石斛等类中药材的同名异物混乱品种进行了系统研究,在地理分布、生态、植物形态、生药性状、商品规格、显微鉴定、理化分析等方面比较了其异同,从而达到了正确鉴定品种,制定品质标准的目的,为逐步澄清中药材同名异物的品种,发展生产提供了依据[8].七五（1986—1990年）和八五（1991—1995年）期间,楼之岑和徐国鈞院士牵头开展了对213类中药材进行了“品种整理与质量评价”的系统研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药研究的一次系统的大总结.该项目对多来源中药进行本草考证、生药鉴定、化学成分、药理作用等10项系统研究,对澄清混乱品种,提高鉴定技术水平,保证药材质量,保障用药安全有效,修订、制定药品标准,开发利用新药源均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实用价值[7-8].建国以来经过本草考证的中药材品种已有200多种,大部分常用中草药进行了系统整理研究.90年代以后,《新华本草纲要》1～3册（1988—1991年）、《中华本草》30卷（1999年）和4个民族卷（2002—2005年）、《新编中药志》1～4册（2002年）等大型中药学著作陆续出版,全面总结了我国当代中药研究包括中药鉴定和品种整理研究的最新成果,标志着我国中药鉴定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7-8].在中药品种整理的基础上,中药资源的近缘种及系统分类研究也得到快速发展,如“九五”以来,北京中医药大学杨春澍等完成了“八角茴香类和地枫皮类药的系统研究”,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何廷农等完成了“中国龙胆科植物的研究”[3].2005年,肖培根院士依据植物的分类学、系统学、植物化学、药理学等多学科方法建立了研究亲缘关系、化学成分和疗效间的相关性的药用植物亲缘学.并用于大黄类、贝母类、芍药类、苍术类等药材亲缘关系的研究,对于正确进行系统分类,发现中药新资源具有重要意义[9].通过品种整理和基原鉴定确定了中药材的来源物种,出版了大量专著和中药材原植物原色图谱,其中国家药典委员会组织,陈士林、林余霖等主编的201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药材及原植物彩色图鉴》是中药材原植物鉴定重要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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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生物学的一些最新成果和大量数据不断冲击传统的被子植物分类系统,为一些有争议类群的划分提供了新的证据.国际上的一些学者（angiospermphylogenygroup,APG组）,联合起来制订了结合分子分类依据的被子植物分类系统,于1998,2003,2009年分别推出了第1,2,3版《被子植物APG分类法》.该系统吸收了当前全世界大部分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的意见,并在不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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