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华大学类论文范文文献,与才智报国话程京相关毕业论文格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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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美洲,寻找科技高地
像电子芯片是信息社会的入门钥匙一样,用来检测个体生命信息的生物芯片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宠.欧洲对它的研究起步很早,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有很多的学术成果了,但美国后来居上,从1991年引入开始,只用了七八年的时间就有商业化的产品问世.欧美国家这方面的研究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起点高,都很注意学术的积累性和连续性.最直接的例子是他们在生物芯片领域的相关研究大多都集中于最有学科优势的高校,比如美国的哈佛、麻省,欧洲的剑桥、牛津等等.而美国之所以能后来居上,主要是那几所院校同时又是出了名的与企业界关系密切,其它大企业本身又具有一定的前瞻意识,使得企业资本能持续投入.企业资本的投入就意味着市场导向的介入,美国的产品出新快也就顺理成章了.但一个新技术发轫于西方并不意味中国只能处于“跟踪”的角色,中国能否与时俱进,关键在于研发与资本也能有一个稳定而有效的结合过程,具体说就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把各种相关的社会资源有机地组织起来.中国在农业高技术和航天、军工等领域,这种穿针引线的组织工作往往由国家承担,而在生物芯片领域,以程京为代表的一批留学生则主动承担起了这一时代的使命.
程京最初根本不会想到将来人们会称他为“中国的生物芯片之先创者”.1983年他毕业于上海铁道大学(今同济大学)电气工程系,但他总觉得电气工程专业已经普及化,本身没有太强的竞争力,于是毕业后已经身在国企的他开始思考转科深造.1989年赴英国史查克莱大学攻读司法分子生物学,由于涉及到DNA鉴定技术,程京的开始关注生物技术.拿到博士学位后,他经常和导师探讨自己的发展方向,但最终让他明确了自己的人生定位的是《科学》杂志上的一则表述并不那么清晰的广告.这是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的招聘广告,涉及到生物芯片的研发和使用,要求应聘者具有工程技术和生物技术两个领域的知识背景,同时还描绘了生物芯片技术美好的应用前景.当时首先让程京感到诧异的是招聘的条件似乎是专门为他设计的,当他顺着广告的思路深入了解到生物芯片技术所具有的生物学与工程学相结合的全新特性时,诧异变成了思考与选择这真的将是自己的归宿吗?难道任何一个新兴学科的兴起不是从来都充满了与事先预期的种种偏差吗但仔细想想,这条广告本身就代表了美国人的一种选择:风险固然有.机会更难得,对重大革新领域的跑马圈地从来都是赶早不赶晚,而这与自己转科时的初衷暗暗吻合.至此程京关于“学什么”的疑惑完成了漫长的渐变,有了个结论:“好像是经过一段漫长的甬道后打开了一扇通向广阔空间的门.”
科学家,做专利更要用专利
主意已定,心理上和学科背景上的复合优势让程京从全球数百名应聘者中脱颖而出,在宾西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给自己找到了一张新的办公桌.到了美国,程京在学术上一点也没放松.除了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医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外,也继续在史查克莱大学和英国阿伯丁大学做课题,同时他充分地利用了美国纳米基因公司提供的优秀的实验室条件,做出了17个专利项目,短短几年时间,他成为公司的首席科学家.首席研究员,还领衔开发出了被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列入1998年世界十大科技突破的世界上第一台便携式微缩芯片实验室,初步完成了他“进入一个有竞争力的学科”的宿愿.
但在美国这段经历也让程京深深地感受到,生物芯片真正的竞争力在于对它的应用.公司对学者(员工)的要求也严格而实际,每个博士每年必须要做出三个能供企业生产使用的专利.学者做的是纯粹的研究,企业则腾出手做市场开发,成果与产品和发明人完全没有关系,即使本人要用公司的科技产品,也必须付钱.这让程京想起在英国读博士时的事儿.当时他利用所学开发出一些实用的专利技术,其中一个后来成为当地一家公司借以上市的旗舰产品.“(企业)当时在材料和人员等方面的投入都很少,以‘便士’计,可他们(企业)每一套卖回来的钱是几十英镑.按照企业与学校签订的条例,每次给学校的专利使用金超过一定数目,就要按商定比例付给专利发明人.他们定期给我寄支票.”对于海外的留学生而言,这就是专利带给自己的全部收益了,无论是学校的实验室还是公司的实验室都是如此,没有再投入的钱,研发人员在科研上只好跟着婆家走.一句话,生物芯片的竞争力在应用者手中握着,而应用的关键是有充足的资金与技术支持实现知识产权的自主.在这个问题上对个人是如此,对一个国家而言就是你是否能在医药产业链的上游形成技术高地.程京回忆说,美国的科技链、资金链、产业链,分工明确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让世界惊叹它的研发能力与速度,也让自己的眼界跨越了学科的范畴,注意到整个产业链形成所需的各种现实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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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清华、加州,程京杠杆撬开自主产权的大门
我国驻美大使馆也同样看到了美国生物芯片产业迅猛崛起的势头,1997年春天提议国内召开专门讨论我国生物芯片研发的北京香山会议,会议首次把海内外众多生物及工程领域的专家召集在一起共商国是.作为被邀请的三位海外专家之一,程京以中国IT产业的后发弱势为例,阐明了中国发展自主的生物芯片技术的重要性,引起在参会同业与相关领导的高度重视.这就是在中国生物芯片发展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香山会议”.
程京的努力在学界是出名的,他对国内业界动态的关注却鲜有报道.1997年后,程京注意到国内的两条新闻,一是清华同方在美国硅谷设立了办事处,一方面是同方在美国销售产品和吸引资本的窗口,另一方面也直接地对美国业界的最新信息进行跟踪,体现了国内公司的敏感与务实,二是国内针对基础科学重大领域的863项目基金从1993年的不到20个亿上升到1997年的超过100个亿,而且每年还以两位数的幅度增长.当时美国几家大公司仅对生物芯片的投资已经超过了20亿美元,而在中国,一个新的学术课题所能争取到的资金最多不会超过几百万人民币.从这个意义上讲,清华在硅谷设出口是极好的自主技术与国际技术、国际资本接轨的机会,而国家863基金的增长将为在国内进行进一步的科研工作提供弥足珍贵的启动资金,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中国在科技产业化的道路上已经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1996年,在美国访问研究的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周玉祥看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生物芯片实验室的研究进展,马上建议程京给清华大学校长写信介绍相关领域的情况,如今程京下定决心回国创业,更是与清华展开了全方位的接触.清华大学认真分析了现状与新产业的前景,于1999年聘任当时年仅35岁的程京为生物科学与技术系长江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还成立了清华大学生物芯片研发中心,由程京挑选研究人员.同时给中心275万元启动经费,并从1999年开始拨款2500万元,为期三年.研发中心连续开发出8项专利技术,以此为基础向美国施乐等公司融资,由于1998年施乐公司的有关人士曾经与程京商议过组建公司的问题,现在清华提出的技术八股的方案对双方是双赢的选择,800万美元的融资先后到位,专门开发用于疾病诊断和药物筛选芯片的腾隆科技公司(AVlVABioscleRces)成立了,8项专利技术的境外垄断使用权换回腾隆科技30%的普通股,程京作为清华大学董事席位的代表,同时兼任公司的技术总监,实现了中国生物技术专利向国外的首次转让.在2001年美国DrugDlscovery杂志列出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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