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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可信度类论文范文文献,与晋升预期、政治责任感与地方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相关论文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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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又如何得以实现?“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和“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对此展开了讨论.“财政联邦主义”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中央政府可信的经济（财政）分权承诺促进了地方之间的竞争,并实现了地方官员与当地经济增长之间的利益兼容,所以在经济（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官员对投资者和本地工商业者做出了保护产权的可信承诺以促进经济增长[12].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官员可信承诺实现机制与其他成功的经济体其实是异曲同工的.不过,“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对此却有不同看法.“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认为,政治集权为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央政府可信的以经济增长为标准的晋升承诺有效地促进了地方官员促进经济发展的努力,其中对于外来投资者和本地经营者等经济发展重要力量的可信承诺是地方官员主要的行动策略.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激励标准比较透明而且委托人实施事后激励成本较小,中央政府晋升激励的事前承诺更为可信,而财政分权的激励却很容易出现委托人事后爽约.[13]“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和“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都讨论了外在的激励制度对于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的影响,建立起了“激励制度——可信承诺——经济增长”之间的逻辑链条,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进一步去测量政策承诺的可信度,只是关注了“激励制度”这个输入和“经济增长”这个输出,而对于官员可信承诺的行动逻辑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而“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的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增长的结果如何影响官员晋升的结果反过来推导出官员们为晋升而努力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事实在前,官员晋升的事实在后,这样来分析晋升如何影响增长逻辑上可能也会存在瑕疵.因此,在官员可信承诺行动之前的不是事实上的晋升,而是一种晋升预期.只有可能是事前的晋升预期影响了政策承诺可信度,而不是事后的晋升影响了在此之前的政策承诺.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实证分析晋升预期对于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的影响.对于晋升预期,已有的文献主要是从个人特质、城市规模、相对业绩等维度展开分析,本文也将沿着这一思路进行研究.根据中国的政府领导体制和以往研究的惯例,本文将主要选取副省级城市的党政正职作为分析对象.
⒈个人特质
官员个人特质一般包括年龄、学历、履历以及任期长度,已有的研究表明,由于奉行“干部四化”政策,这些因素显著影响到了官员晋升,即学历越高和具有省级以上任职经历会带给官员更高的晋升概率,而年龄越大和任期延续越久官员晋升机会就越小.[14]如果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受到官员晋升预期驱动的假设成立,那么就会出现任期越短、年龄越小、学历越高、有省级任职经历的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越高的现象.由于省级任职经历和学历具有相对稳定性,所以从时间趋势上看,随着年龄增长和任期延长,官员的政策承诺可信度会逐步下降.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研究假设2：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随任期增加和年龄增长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而受到高学历、具有省上任职经历的积极影响.
⒉城市规模
在组织规模方面,针对上市公司和国外地方GAR的研究均显示,城市规模对于业绩报告有积极影响.[15]由于政策承诺并不是上市公司年报和国外地方政府年报的必要部分,所以规模对于政策承诺的影响方面尚未发现有研究成果报告,本文将需要对此进行探索性分析.在城市规模对于晋升预期影响方面,林挺进的研究认为,城市的经济优势会转变为政治上的有用性,从而提高该官员政治升迁的可能性.[16]近几年的经验事实也进一步验证了这一假设,即被派到规模越大、经济发展水平越好的城市任职的官员,被晋升的概率越高.
对于城市规模的指标变量选择,国外的研究一般选择预算收入,上市公司的研究一般选择总资产,由于2001-2009年度15个副省级城市预算收入报告和统计口径出现了变化,而且各个城市的进度也不统一,无法使用该指标,因此本研究选择经济总量和户籍人口为替代变量.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研究假设3：城市辖区经济总量和人口规模对政策承诺可信度有积极影响.
⒊相对业绩
在上市公司的研究中,当公司有“好消息”时,公司倾向于及时地披露其年度报告,相反,当公司有“坏消息”时,公司则倾向于延迟披露.[17]对于地方官员而言,好消息不仅是完成了事前的政策承诺,更重要的是取得了比处于竞争地位的对手更好的业绩,特别是在其上级最为关注的领域,例如GDP的增长.对于GAR的事前政策承诺而言,相对来说业绩情况较好时官员可能会在事后进行完整、准确、及时的信息披露,否则可能会含糊其辞甚至不再报告结果,这自然会影响政策承诺的可信度.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研究假设4：GDP排名和同比变化越好,GAR政策承诺可信度越好.
另外,本研究也考虑到了中途换届可能对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的影响.中途换届首先会面临接任者是否会落实前任做出的政策承诺问题,存在着新官不理旧账的风险.同时还有接任者如何对前任政策承诺实施结果的披露问题.为此,本研究在回归分析中增加中途换届作为一个虚拟变量.
中国的GAR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公共政策汇总,从内容来看,包括经济、社会、民生、文化以及政府自身改革等方方面面的政策承诺.从报告的运行流程来看,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本身并非只是行政首长的施政理念,而是本级政府党政主官在内的执政班子一定程度的共识.因此,要分析GAR政策承诺可信度的影响因素需要将市长和市委书记同时纳入分析的范畴.
综合上述研究假设,本文将运用描述统计和建立综合回归模型来进行检验,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GARQi表示GAR政策承诺可信度,其中i等于1、2、3等分别表示核心指标政策承诺可信度、非核心指标政策承诺可信度、全部指标政策承诺可信度；lntei表示经济总量自然对数值；lndrpi表示常住人口总数自然对数值；gdpri表示年度经济增长率在副省级城市中的排名；gdpci表示年度经济增长率与上一年的差值；mtenurei表示市长任期延续时间；stenurei表示市委书记任期延续时间；lnmai表示市长年龄自然对数值；lnsai表示市委书记年龄自然对数值；mbgi表示市长是否具有省级党政机构任职经历；sbgi表示市委书记是否具有省级党政机构任职经历；mci表示年度内是否有市长任免；sci表示年度内是否有市委书记任免；medu表示市长年龄,sedu表示市委书记教育水平.三、实证分析
⒈样本选择、变量定义和计算方法
综合考虑样本的代表性与可比性、数据的可获得性与可验证性,本文选择15个副省级城市2001-2009年度GAR为样本展开研究.借鉴上市公司年报和国外地方政府年报可信度的评价方法,本文探索性地开发了中国副省级城市GAR政策承诺可信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赋值计算（详见表1）.
⒉“报喜不报忧”分析
15个副省级城市政府年度工作报告2001-2009年度纳入统计范围的定量指标承诺共计1862次,其中在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中有相对应的准确业绩报告1169次（即属于B类、C类）,有214次在年度统计公报中能找到相应信息（Y类、Z类）,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中只有模糊业绩报告的情况172次（D类）,对应的报告只有五年业绩情况的25次（E类）,无相应信息报告的282次（G类）.
根据表4,从政策承诺的报告情况来看,“报喜不报忧”的特征是明显的,模糊报告和未报告的问题比较突出,占全部报告的比重超过了30%.在已经达成目标的政策承诺中,92%选择进行了主动报告,仅有8%选择进行间接报告、模糊报告或者未报告；而未达成目标的政策承诺中,消极报告的特征明显,85%选择间接报告、模糊报告或者未报告,仅有15%进行了主动报告.因此,研究假设1可以接受.而从图1来看,政策承诺的可信度在官员任期内存在着周期性波动,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一般在每一届任期第三年左右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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